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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晒八张日军感觉不宜公开的照片:张张有损“皇军”形象

这张照片,日本侵华军司令部认为男孩没笑,反而露出害怕的样子,不仅不能体现“亲善”,反而显得日军的霸道!

历史虽然早已远去,但这一段民族之殇,永远不能忘记。

在日本“笔部队”作家和军队作家创作的侵华文学中,中国与中国人呈现出来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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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使用细菌弹、毒气弹,为了防止伤到自己人,在使用炸弹之前,先给这些随军记者讲述防毒面具的使用方法。

侵华文学所表现出来的中国形象,首先便是自明治维新以来在日本形成的中国观,尤其是三四十年代在日本占主流地位的“大东亚中国观”的映照。他们笔下的中日亲善,中国人对日本人的友好,日本军队对中国老百姓的仁义,只不过是“大东亚中国观”中“亚细亚文明统一论”观念的文学化。而他们对中国军队的描写,也是长期以来形成的蔑视中国的观念和日本优胜论的反映。1971年“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在大阪举行集会,当他们谈到当时自己的精神状态时,他们说“当时我们有根深蒂固的日本民族的优越感,和对其他民族的蔑视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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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崎隆治.战争与战争文学【MI. P本:风媒社,1975.

这张照片,日本侵华军司令部认为,不是体现中国民众欢迎“皇军”,反而是见着他们要逃跑,故不宜公开。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1931至1945年间,日本每日新闻社的记者,在长达14年的时间里,拍摄了大量侵华日军的罪证。在众多的照片之中,仅有少量被公开,大部分都没有发表,甚至有点照片被认为有损“皇军形象”,被打上“不许可”的标识,严令禁止公开。

石川达三的(敌国之妻》塑造了中国人的第三种情形。作品写的是日军占领九江时,日本女子洪秋子与中国留学生洪恋爱并结了婚,与洪一起来到中国,却发现洪早已有了老婆,秋子不愿作妾,为自己受了骗感到痛苦,后来日本大规模进攻中国,秋子成了“敌国之妻”,但她抱着日军最终会取得胜利,大陆将恢复和平的愿望,和洪全家逃到汉口,洪的大老婆向中国军队告发了秋子,秋子孤立无助,在绝望中自杀……在小说中,秋子爱着中国,想和中国人联姻,结果却遭到洪的欺骗和他的老婆与母亲的出卖,遭到中国军队的搜捕威胁。这是一个具有明显隐喻性的故事,秋子是“善良”、“友好”和“忠诚”的象征,她代表日本;洪及其老婆与母亲是虚伪、自私和残忍的象征,他们代表着中国。小说所要表明的是“支那人是不可信任的人种,洪是不值得爱的伪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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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19日,日军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之后,华北方面军正向河北进攻。图为华北方面军一支部队进过一处村庄的高粱地。

[5〕都筑久义.战时下的文学【M].日本:大阪和泉书院,昭 和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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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的土地》和《黄尘》的主题和思路完全一样,不同的是《黄尘》中的两个中国男青年在这里变成了女青年,苦力成了“宣抚官”。小说采用了一个日本的“宜抚官”的“手记”形式。两个中国姑娘朱少云和李芙蓉,虽一个性格直率,一个寡言少语,但都心甘情愿地为日本军队做“宣抚”工作。她们跟日本兵学说日本话,帮日本兵在铁道沿线的村庄中走村串户,对老百姓施以小恩小惠,散发日本人的传单,进行奴化宣传,为的是让老百姓协助日本人维护“治安”,“爱护”铁路,创建所谓“铁路爱护村”。作品中的朱少云与李芙蓉与《黄尘》中的柳子超等一样,也是丧失民族自尊心和廉耻之心的中国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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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攻入河北境内的城镇,当地居民为了求生存,不得不悬挂日本膏药旗,站在外面“欢迎”日军进城。

[6]依田熹家.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1989.

这张照片,日本侵华军司令部认为,小孩没笑,反露出害怕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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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平民的描写最常见的是表现“中日亲善”以及中国平民夹道欢迎日军的场景。火野苇平的《麦子和士兵》是侵华文学中影响极大的一部作品,作品以随军作战记的形式写成。在作品中,日本侵略军是一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关心中国人民痛苦的仁义之师。皇军给火车上的中国难民又送饭团又送水,日本士兵从猪群旁走过却一头也不捉。而且皇军所到之处,受到老百姓的夹道欢迎,其中还有小脚的老太婆,有抱孩子的妇女。而皇军也是和蔼可亲,“笑眯眯的”,给孩子牛奶糖,抚摸孩子的头。孩子们很快与皇军打成一片,送礼物(水果)给皇军。居民们也“小心翼翼地走出来,殷勤得有些滑稽,一边打着手势一边表示敬意。随着进一步熟悉,他们打心眼里表示欢迎,或者敬茶,或者送菜,或者帮忙出力,全心全意,没有贰心”。类似的这种“中日亲善”的图景我们在白井乔二和藤田实彦等其他作家创作的侵华文学中随处可见。火野苇平的《花与士兵》对“中日亲善”的描写可以说达到了理想的状态。这一班日本士兵,同中国人进行着和平的交往,热心为中国老百姓免费医疗,把军队的大米廉价卖给中国老百姓,日军给中国孩子们点心,为了打粘点心,借用了中国人的石臼,还出了借条。班里的上等兵川原同中国姑娘莺英恋爱,川原向班长“我”报告了这一件事,川原说等他退伍留在当地,与莺英结婚,“我”高兴地答应了。在侵华文学中,日军与当地居民“真正地”可以说达到了鱼水情的关系。

这张照片,日本侵华军司令部认为,一看中国妇女胆小凄凄,就是被强迫的,故不宜公开。

日军在上海与中国守军激战过后,将俘虏捆绑集中到墙边,并派有士兵端着刺刀看守。由于担心虐待俘虏有损形象,照片禁止公开,打上“不许可”标识。这些俘虏的命运,我们可想而知。

“文学是社会的反映”[:],文学与产生它的外部世界有着无法割断的渊源关系。形象学认为,异国形象虽然是经过作家之手创造出来的,但它绝不是一种单纯的个人行为。也就是说,作家对异国的理解离不开他所处的特定的社会环境,异国形象是作家根据他本人所属社会和群体的想象描绘出来的,是整个社会想象力参与创造的结晶。事实上,“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一种特定的文化中,我们对他者是不能任意说,任意写的。”而在那些塑造了典型形象的文本中,形象可以说已经被部分程序化了,只要通过研究,全部或部分地了解那些塑造了形象的文化公众,我们就可以破译这些文本,所以在分析异国形象的成因时,首先必须了解形成公众心理的历史文化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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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这张照片,日本侵华军司令部认为,中国妇女住在这样的草棚不能显示日军是在为中国人“造福”,并且,最后一个妇女明显对“皇军”心不在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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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侵华文学中,对中国的描写着笔最多的是中国老百姓。笔部队作家与从军士兵又是怎样描写中国平民的形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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