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新莆京世界史 › 英印中三角贸易,东印度共和国公司攻克鸦片贸易,一年一度净赚近百万欧元

英印中三角贸易,东印度共和国公司攻克鸦片贸易,一年一度净赚近百万欧元

香港被英国占领不久,即被宣布为自由港。说者往往以此为香港发展的根本原因。事实似乎并不尽然。香港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经济开始起飞,逐渐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的。何以在此前一百年香港经济不能起飞呢?太平洋战争以前,香港主要是转口贸易港,工业基础薄弱。日本占领期间,经济几乎崩溃。战后开始转变经济模式,发展本港加工业生产。1949年,人均生产总值不过248美元,比国内一些大中城市可能还要差些。到1962年,人均值才364美元。

1815年,英国选派阿美士德作为大使访华。1816年1月1日,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致函阿美士德,向其下达访华使命,要求他争取从清政府当局获得:公司的权利应有明确和详细的规定;保证不断地进行贸易,保护英商投资财产;中国官吏不得闯入公司商馆,准许雇用中国仆役;商馆人员与北京有关衙门直接通讯,取得以汉文书写全部书信与文件递交当地政府的权利。阿美士德一行于1816年2月8日自英国启行,7月28日至天津口外。中英双方复就觐见礼节问题再起争端。结果,阿美士德一行被嘉庆帝一怒之下逐离北京,其外交使命也成泡影。

从1841年2月26日巴麦尊训令乔治·懿律促使中国解除鸦片禁令开始,一直到1858年11月8日中英两国代表签署《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正式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为止,英国的这一外交图谋的最终实现经历了将近18年的时间。从英国议会文件看,参与这一外交阴谋活动的人员中,既有英国首相,又有外交大臣;既有英国驻华公使、商务监督,又有驻广州、厦门和上海的领事官,由此可见,逼迫清朝官员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是英国政府既定的一贯坚持的外交方针和政策。

一、
鸦片战争前的世界和中国形势:15世纪,在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之后,中国停止了与世界交流的步伐。而与此同时,西方世界却开始了积极地探险航海。16世纪初,已经涌现出如麦哲伦、达?迦玛、哥伦布等着名航海家。他们的目的固然是寻求东方的黄金,但得到的结果却远出于人们的意料之外:麦哲伦的航行证明了一个迄今人们所熟知的常识——地球是圆的;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达?迦玛找到了好望角。虽然没有直接找到黄金,但此后对美洲大陆的掠夺,为欧洲带来了大量的黄金白银,从而有力地支持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17世纪,荷兰和英国先后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紧接着欧洲大陆其他国家也迅速的发展起了资本主义。在国内市场饱和之后,西方积极寻求海外市场和新的原料供应地。但是在对外开拓市场的过程中西方国家采取了恶劣的殖民主义。非洲、美洲、亚洲的大片土地的先后为西方各国的殖民地。但我们的邻居印度也成为了英国、法国、葡萄牙等国的殖民地。虽然1553年葡萄牙人窃据了澳门,明朝末年荷兰人侵占台湾。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西方还是一直希望通过和平外交的方式打开中国的市场的。不过,欧洲各国虽然先后派出了许多使节,但清政府态度是强硬的。18世纪末,法国发生资产阶级大革命,拿破仑成为法国皇帝。也就在这个时候,西方开始希望通过武力打开中国的市场。19世纪初,拿破仑攻取印度,在欧洲所有的国家都认为拿破仑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的时候,拿破仑却说:“中国是一头睡着的狮子,不要惊醒它,否则他将震撼世界”!这说明欧洲国家当时对中国在态度上是抱有一定的尊重与畏惧的。不过,英国等欧洲国家为了尽早地打开中国的市场却先后采取了武力逼迫的方式。但结果并不如人意,每一次入侵导致的后果都是中国的清政府关闭一些口岸。到了19世纪10年代,中国就仅仅开放广州作为通商口岸。这使得西方国家大为恼火。西方急于打开中国市场和中国的清政府拒绝开放市场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二、中英两国贸易状况:不过由于上述的种种原因,西方国家并没有激化矛盾——向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但是随着西方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尤其是英国对外扩张的巨大成果,在双方的实力对比发生倾斜之时,一场战争势不可免。也就是在上述对比发生着有利于英国的倾斜时,中英两国的贸易却始终有利于中国。中国出口的主要物品是丝、茶,而英国出口中国的物品主要是呢绒、机器生产的棉布。为了弥补逆差,英国以“福寿膏”的名义向中国走私鸦片,从而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三、关于治理鸦片泛滥:鸦片造成的社会问题,最终反映到了中央。朝廷内部形成了以琦善为代表的“驰禁派”和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严禁派”。“驰禁派”主张:鸦片贸易合法化;鸦片国家专卖;征收高关税。从而控制鸦片的泛滥。“严禁派”提出的反对意见是:鸦片贸易合法化和鸦片国家专卖暗示了普通民众吸鸦片是正确的——“福寿膏”确实有效;征收高关税之后,由于鸦片价格上涨,必然引发如欠债不还、偷盗、强劫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最终解决鸦片泛滥,只能寄希望于严格禁止鸦片流入。最终,在朝廷大臣的支持下,道光皇帝选择了支持林则徐的严禁。1839年,林则徐受命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四、战争过程中需要了解、记忆的部分:1839年,英国对中国宣战,但到1840年6月才出兵中国,原因:当时英国仍旧在使用风帆船,宣战时为冬季,因为季风关系才于1840年初出发来到中国。战争开始于广东珠江口;1841年,战争最北,也是第一阶段战争停止的地点是天津白河口;道光皇帝同意谈判要求英国军队撤退;同年,英国占领香港岛宣布为自由港,并建立军事基地;由于道光皇帝没有谈判诚意,战争重新开始,1842年8月,英军进至南京下关江面,道光皇帝同意谈判、签条约,战争结束;中国战败的根本原因:从道光皇帝的表现可以推出——清政府的腐败统治;必须记忆的两位民族英雄:林则徐、关天培。第一组不平等条约首先说明,这里所说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体系是指中英之间的《南京条约》、《五口通商章程》、《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结合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体系我们其实也可以顺便了解一些近代以来形成的外交规则和国际惯例。当然在叙述上我们还是以国际惯例和外交规则为前提,有误的地方敬请指正。

图片 1

英国当局三番两次地遣使出兵,目的是为了扩大同中国的商业贸易。但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它的这个目的始终无法实现。进入19世纪后,清王朝虽然开始从巅峰下滑,日益走向衰败,但当时英国用以同中国进行贸易的产品,如机制棉布、毛织呢绒、羽纱及一些金属制品等,由于售价过高,始终无法在中国打开销路。同时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于商品贸易的依赖性并不严重,也构成了对英国商品进入中国的巨大阻力。而中国的特产,如丝、茶、漆器、瓷器等,由于品质优良,反为西方所欢迎。在当时,英国的机器纺织技术非常先进,但其棉纺织品在中国市场上并不受欢迎,反倒是中国生产的土布,成为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出的大宗。1817—1833年间,中英两国棉纺织品的贸易情况略如下表:

鸦片贸易 合法化 外交 阴谋

繁华的背后是无数人辛劳的付出

英伦本土对华棉纺织品贸易趋势表

关于两次鸦片战争间的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虽然相关的中国近代史论着已经有所谈及,但由于现存中文档案资料太少,当事者又没有留下笔记资料,大都语焉不详,甚至误以为是清朝官员迫于兵饷筹集困难,为了征收鸦片税而主动解除了禁令。要想弄清这一时期英国外交官关于鸦片贸易的具体阴谋和活动,我们必须发掘英文原始资料。近来再次阅读英国议会文件,发现英国外交官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通信资料保存相当完好,完全可以再现当年密谋活动的全部过程。本文以这些通信资料为主,结合少量中文档案资料,对于英国历任驻华外交公使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密谋与活动作一深入探讨。

自由港政策诚然是香港发展的重要因素。英国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它积累了丰富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经验。把这种经验移植到香港,特别是把运用得成熟的自由港政策移植到香港,对于香港发展成后来的那个样子,显然是长远起作用的因素。早在1843年英国占领香港之初,英国殖民地部大臣指示港督,英国占领香港,“不是着眼于殖民,而是为了外交、军事和商业的目的”。这表明,英国占领香港,是从世界眼光出发的,首先是为了远东的战略目的,是为了最便当的从中国取得政治、军事、经济的利益。政治、军事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19世纪40年代以后的侵华活动,几乎都是在香港策划的。但是,经济的利益最初并不明显。所以港英政府把实现鸦片贸易合法化作为对华交涉的重要目标,并且通过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中国签定了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北京条约》,实现了鸦片贸易合法化。

图片 2

一 首任驻华公使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劝诱活动

在此之前,在港英政府的保护下,鸦片走私活动愈演愈烈。1847年,香港出口总值22.6万英镑,其中仅鸦片一项就占19.5万英镑,超过总值的86%。1857年,据准确的统计数字,通过香港进入中国的鸦片达6.6万箱,大大超过了鸦片战前的最高水平。鸦片贸易合法化后,鸦片走私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加猖獗了。照美国学者费正清的研究,香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鸦片走私巢穴和贮存、转运中心的地位,前后保持了30年之久。用《十九世纪的香港》一书作者的话说,“可以说香港靠鸦片才得存在”,这样的评论是很平实的。应该说,不仅香港靠鸦片存在,英印政府从鸦片贸易中发了大财,英国政府也从鸦片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收入。

图片 3

英国政府1840年发动的对华战争明明是为了鸦片贸易利益而来,然而在战争结束签订的条约中却有意回避了这个问题,除了关于虎门销毁的鸦片赔款外,对于鸦片走私贸易的现状以及未来却只字不提,这是英国外交官故意模糊鸦片战争性质的伎俩。事实上,早在1841年2月26日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对于侵华英军总司令乔治·懿律(Elliot,
George, Admiral 1784-1863)和谈判代表义律(Elliot, Charles,
Captain1801-1875)就下达了训令:

香港不仅是鸦片贸易的中心,而且是苦力贸易的中心。“契约华工”是继非洲黑人贸易后西方殖民主义从亚洲掠取劳动力的重要形式。鸦片战争后,苦力贸易在中国沿海港口迅猛推行,由于香港便于航运,又有自由港政策,去美澳两洲的契约华工皆集中于此,使香港成为名副其实的华工贸易中心。据记载,1852年自香港运往美国加里福利亚的华工达3万人。1848—1857年间,从香港运往古巴的华工约2.4万人。另据统计,1851—1872年间从香港运往美洲、大洋州和东南亚的华工超过了32万人。华工用他们的血与汗,用他们的生命,支持了香港的航运业和商业,支持了香港的发展。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从1817-1831年间,英国棉纺织品对中国的出口远远不及其自中国进口的土布,中英双方在棉纺织品上的贸易,英国始终处于入超的地位。这种情形直到1831—1832年度才发生变化。

女王陛下政府已经开始关注同中国鸦片贸易的事情。我必须通知你努力协同中国的官员做一些安排,使鸦片贸易在中国合法化。

选自《张海鹏史学文论精选集第三卷从中国近代史看港澳台以及中日关系》

茶叶在中国对英贸易输出中,占着极大的比重。自18世纪后半叶以来,茶叶日益成为英国人民所普遍欢迎的饮料。1760—1764年间,英国从中国输出的茶叶共值银806242两,占其从中国输出商品总值的91.9%。1825—1829年间,英国平均每年从中国输出茶叶值5940451两,占英国从中国输出商品总值的94.1%。中国的茶叶,不仅给东印度公司带来了巨大利润,也使英国从中获得了巨额税收,“从中国来的茶叶提供了英国国库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和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润”。

同中国全权大使谈论这件事时,你要告诉他们,允许鸦片在中国合法化不是你向中国政府提出的要求;你不要让中国的全权大使认为这是女王陛下政府在使用强迫手段。应指出,如果鸦片贸易停留在这个位置,中英两国保持永久友好理解的关系是不可能的。事实证明中国官方没有能力禁止中国海域的鸦片贸易,因为对于买卖者而言这种诱惑远远大于被发现的恐惧和所受的惩罚。道理同样明显的是,禁止鸦片运往中国超出了英国政府的权利;因为即使英国管辖区的任何一个地方不生产鸦片,其他国家也会大量生产鸦片,那些喜欢冒险的英国人或其他民族的人也会把鸦片运往中国。中国目前的法律规定鸦片贸易不合法,不合法的贸易常会伴随着操作者和制止者双方的暴力冲突。

茶叶不仅成为英国民众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同时也成了东印度公司和英国国家的重要利源。但是,也由此造成了中英之间贸易的巨大逆差。英商在经销中国商品的过程中,为了取得支付的平衡,必须运来大批的白银——主要是西班牙银元和墨西哥银元予以填补。这种贸易状况与英国资本主义经济扩展的需要是尖锐对立的。英国政府希望通过外交途径扩大对华贸易的目的无法实现,东印度公司又无法从英国运来能够受到中国人欢迎的商品,而中国茶叶、土布等商品又成为英国国内的必需品和英国国家、东印度公司的重要利源之所在,英国急切地希望改变这种长期存在的对华贸易入超的情况。

中国的船只和走私者之间的小型战争一定会导致中英两国不友好尴尬的争论;会引起中英两国的人民敌视情绪。因此中英两国的友好关系应附以稳定的因素;如果中国政府下定决心在适当对鸦片征税的基础上使鸦片贸易合法化,这将会使走私者不再受到努力引进商品不交税的诱惑。用这种方式,中国政府会得到可观的收入,现在用以贿赂海关官员的钱将以关税的形式归属国家[1]。

于是,以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英国商人开始暴露其殖民主义者的嘴脸,公然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对中国进行可耻的鸦片贸易。

稍后,在任命璞鼎查为侵华全权代表时,巴麦尊又一次指示道:

图片 4

经验告诉我们中国政府的确没有能力阻止鸦片进入中国,很多因素使得英国政府不可能协助并给予一些有效的帮助。但是只要法律禁止鸦片贸易,它一定不可避免的会导致欺骗和暴力。在中国的执法机构和鸦片贩卖者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这种英国鸦片走私者和中国官方的战争长期下去,中英两国之间的关系一定会陷入危险境地。女王陛下政府对于这件事情没有要求,他们无权有什么要求。中国政府如果可能全面禁止鸦片进口,英国参与鸦片的公民将要承担相应的后果。要想尽一切办法说服中国的全权大使,并通过他说服他的政府改变鸦片贸易的法律,使之合法化。对他们无力阻止的鸦片贸易征以定期的税收,这是很值得的[2]。

鸦片,又译作阿片、阿芙蓉,俗称大烟,是用罂粟果实的汁液提炼制成的。罂粟约于唐代传入中国,因其有镇静安神、止泻止痛作用,一直被作为药材使用。18世纪前期,鸦片主要由葡萄牙商人从果阿和达曼等地运进澳门,然后向内地转卖,不过当时的输入量并不大,每年约在200箱左右。由于当时鸦片被当做药品进口,所以与其他货物一样缴纳关税,公开买卖。17世纪,吸食鸦片的方法由南洋传入中国,此法较传统的吞服或煎饮更易使人上瘾,对人体造成危害更大,且凡染上此毒瘾者,再难自制,往往不惜为此倾家荡产,从而构成对社会正常秩序的严重威胁。因此,自1729年开始,清政府即明令禁止吸食鸦片。到1796年,清廷更下诏停止鸦片征税,严禁鸦片输入,鸦片贸易已成为非法。

既要迫使中国政府和民众接受毒品,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又要转移国际国内视线,逃避邪恶的战争责任,这就是英国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间处理鸦片贸易问题的最基本的外交方针。这一既定的外交方针被英国历任驻华公使严格奉行,并一贯坚持到底。这是我们分析两次鸦片战争起因,解读两次鸦片战争间英国政府对华外交政策时张时弛的奥秘所在。

英国殖民者从18世纪初期即开始向中国贩卖鸦片。1757年,东印度公司占领孟加拉,随后又取得了对奥理萨和比哈尔等地区的统治,这些地区是印度着名的鸦片产区。虽然中国政府早就明令禁止鸦片贸易,但东印度公司却从这种可耻的毒品贸易中看到了谋取巨额利润的良机。1773年,东印度公司确立鸦片专卖政策,垄断对外鸦片贸易。到1797年,它又垄断了鸦片制造权。它强迫印度农民种植罂粟,从而使罂粟的种植面积迅速扩大。而东印度公司在垄断鸦片贸易后,便开始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鸦片走私:由它负责收购和制造鸦片,然后批发给投机商人,再由他们转售于走私商人,贩入中国境内进行销售。由于吸食鸦片极易上瘾,传播迅速,英国殖民者对中国的鸦片输入规模也越来越大。

当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在进行时,英国政府任命亨利·璞鼎查为全权代表,他于1841年8月来到中国,一面率领英军先后攻占厦门、定海、镇海、宁波和南京,一面按照巴麦尊的训令,提出种种勒索条件,并劝诱中方谈判代表奏请道光帝解除禁令,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从当事人留下的备忘录中可以看到,璞鼎查从1842年8月到1844年离任时,曾经多次向中国谈判代表提出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建议,均遭到钦差大臣耆英等人的拒绝。

图片 5

璞鼎查写给中国大臣的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第一份备忘录签署于1842年8月27日,对象是正在南京谈判的中国三名高级官员: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与两江总督牛鉴。是时,《南京条约》已经基本敲定,两天后将正式签订。在这份备忘录中,璞鼎查首先申述了难以禁止鸦片的两个理由:其一,英国政府不可能阻止英属印度殖民地的鸦片种植。假如它颁布这样一条命令,那些在英属印度殖民地以种植鸦片为生的人会移民到印度自己的州去,继续生产鸦片,产品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其二,只要中国有社会需求,就必定会有鸦片输入。如果中国政府不能阻止他的国民购买和消费鸦片,这项贸易就不会自动结束,没有任何人会把货物带到没有买方的市场。即使英国商人不参与鸦片走私,其它国家的人照样会把鸦片输入中国。长期经验证明,中国政府不仅没有能力禁止鸦片的使用,也没有能力阻止鸦片的走私。然后反复强调说:“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这一麻烦,即皇帝使用物物交换的方式使之合法化,并征收以一定的税收。”[3]

英国殖民主义者从鸦片贸易中获得了极高的利润。以1805年为例,东印度公司以每箱160卢比的价格收购鸦片,运到加尔各答后,以每箱988卢比的价格拍卖转手,然后由英国私人商船走私运往广州售卖,每箱价格高达3500卢比,等于收购价格的22倍。鸦片贸易所带来的巨额利润,很快改变了英国对华贸易长期入超的地位,而且他们以对华鸦片非法贸易为中间环节,用贩卖鸦片所获得的超额利润,换取中国的茶叶、生丝输入英国本土,谋取另一份超额利润;同时,他们又利用印度农民种植鸦片的收入,使英国工业品在印度市场上增加销路。这就形成了英的三角贸易格局,而在这种三角贸易格局中的任一环节上,英国殖民主义者都能从中获得超额利润。

璞鼎查写给中国官员的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第二份备忘录签署于1843年1月22日,对象是钦差大臣耆英。在这份备忘录中,璞鼎查就鸦片贸易合法化

虽然毒品走私这一肮脏的贸易遭到舆论的严正谴责,但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在巨大利益的驱动下,顽固地坚持鸦片走私政策。针对中国禁止鸦片入口的政策,英国政府于1832年曾专门就鸦片税问题进行过调查。英国议会的报告说:“孟加拉的鸦片专卖每年供给政府数达981293英镑的收入。鸦片税是按成本301.75%的税率征收的。在目前印度财政收入的情况下,要抛弃如此重要的一种税收,看来是不适当的。鸦片税是这样的一种税,它主要由外国消费者来负担。整个说来,它比之任何可能代替它的税,更不易遭人反对。”在英国政府的包庇和纵容下,英国烟贩对华走私活动益发猖狂。当中国政府对鸦片采取严禁政策后,英国商人便以武装走私的方式来推进鸦片贸易,进一步侵略中国!

问题又提出了一个新的理由,即在公海上每一艘商船都有权携带他们想运输的任何货物,即使英国商船不携带鸦片,其它国家的商船仍然会输入鸦片,中国官员无权禁止,也没有能力禁止在公海上的鸦片走私贸易。既然中国官方对于鸦片走私贸易目前采取的是默认政策,那么,英国公使便没有理由去禁止本国的商船在外海携带鸦片[4]。

璞鼎查写给中国官员的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第三份备忘录签署于1843年6月30日,对象同样是耆英,地点却在虎门。在此前一天,翻译官马礼逊曾经当面向中国谈判代表耆英及其随从提出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在他看来,鸦片合法化之后,中国政府可以增加大量税收。假设每箱鸦片税银50元,按每年进口鸦片30000箱,合计可以征收税银1500000元。耆英对此似乎有所心动,他提出以保证金的方法作为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先决条件,由英国公使担保,在10年内,每年的鸦片进口税银为3000000元[5]。璞鼎查在备忘录中答复说:“英国政府不愿鼓励鸦片贸易,但是,看到中国政府无力禁止鸦片进口和吸食,英国政府很乐意在它的权力范围内做任何事情使得该项贸易建立在一个较少令人不快的基础之上。”[6]耆英收到璞鼎查的来函,看到英方没有明确表示关于鸦片保证金的承诺,当天复信收回关于弛禁鸦片的相关建议[7]。

璞鼎查写给中国官员的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第四份备忘录签署于1843年7月8日,对象仍然是耆英。在这份备忘录中,璞鼎查再一次说明了英国政府促使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基本立场。他说:“我已向我国政府汇报了自从我到中国以来有关鸦片贸易的一切言行。并且得到指示:英国政府尽管倾向于停止英国人所从事的贸易,但却无力改变现状,即使他们有这个能力也不可能阻止其他国家的公民向中国输入鸦片的行为。还需要明确指出的是,除非鸦片贸易合法化,否则即使希望携带鸦片的英国远洋货船不被干涉,也是不可能的。在中国官兵和走私者之间的冲突是在所难免的。这些走私者是在外海的货船上进行交易的。在所有的可能性中,流血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混乱状态将充斥在这些鸦片交易不合法地区。卷入这些事件中的人们将比那些购买使用鸦片的人更难管理。只有解除鸦片的禁令,才能使鸦片使用量逐渐减少……中国政府可以在鸦片贸易上获得巨大收入,这样的税收比率将会立即使走私及相应的罪恶停止。我再一次请求朝廷的大臣将我的文件作为处理鸦片贸易的参考,同此保持一致,并且做全方位的考虑。我再次强调,如果我的政府有能力阻止将鸦片带入中国,我们会这么做;但是即使能够阻止英国远洋货船运输鸦片,其他国家也将会输入同等数量的鸦片,英国政府是无权干涉的。”[8]

就在递交这份备忘录的同时,璞鼎查还专门写给道光皇帝两封短信:一份说明《南京条约》互换文本之后已经生效,两国的和平已经到来;另一份强调鸦片贸易是中国和英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导火索,并且包含着不可避免的困难,英国人的良好愿望得不到满意的解决办法[9]。

耆英于8月14日收到这份备忘录,10天后予以答复。略谓:中英两国就鸦片贸易问题要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的确是很困难的,这点没有人比尊敬的全权公使更清楚。鄙人要强调的是,关于鸦片的禁令只是针对中国人的,我们并没有强加于其他国家。我们自己和全权公使一样处于同样的境地,阁下提到有权利控制英国的问题,但却没有权利干涉其他国家。现在所有关税都已经调整好了,所有非法收益都已经被废除,广州已经开放为自由贸易区,其他四个港口将要开放。如果所有国家的商人都只带入合法的商品进行竞争,并且在公平公正的价格下,毫无疑问,他们将获得丰厚的利润。然而他们为什么坚持销售这些非法的鸦片呢?我们将制订严格的条例,惩罚这些吸食者。如果我们的臣民遵守禁令,一段时间后我们就可以期望减轻由鸦片造成的危害。我们发现在所有贩运鸦片的国家中,孟加拉、孟买和马德拉斯提供的最多。而这些地方都是印度的州府,都是在贵国的管辖之下。并且全权公使已经声明禁止鸦片销售。可以肯定的是所有这些地区参与鸦片的商人仍然是我行我素。其他国家的国民既然他们愿意按照新的规则进行贸易,以同样的方式按照法律阻止鸦片贸易。所以,我们希望公使首先阻止英国商人以控制鸦片交易,从而为其他国家树立一个好的榜样。谈到你说的对鸦片征以适当的税收,我们对此无权利。关于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即使我们可以达成一致,并且有能力做到。而如果不将这个问题奏报皇帝陛下,得知他的旨令,我们是不敢对此事采取进一步的做法的[10]。

璞鼎查在香港接到耆英的来信后,于1843年10月30日再次致信耆英。他首先声明,他没有任何权利可以满足中国的愿望。并且辩解说,现在大部分运抵中国的鸦片都是来自孟加拉、孟买和马德拉斯,考虑到他们起初的和最后的名字也是真实的,这些地区自从鸦片开始运往中国时就已经是港口了。然而,许多印度的很多邦国并没有在英国政府的控制之下,更别说有任何权利干涉他们的内政安排了。再说,数以千计的农民是靠种植罂粟来维持生计的,这些勤劳的人民难以放弃现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他说他可以发布公告禁止英国商人在五个通商口岸销售鸦片,但是非常怀疑其效果。因为,制止鸦片走私贸易引起的市场混乱,不在英国或其他国家的商人手中,而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哪里有市场需求,以买卖物品来赢利的商人不用提醒,就会聚集在那里。璞鼎查的言外之意是,除了使鸦片贸易合法化之外,中国政府没有能力制止鸦片走私贸易[11]。

再次接到璞鼎查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备忘录之后,耆英终于决定奏报清廷,请求皇帝裁决。他在奏折中简单回顾了与璞鼎查就鸦片贸易的历次谈论情况,明确指出璞鼎查备忘录的用意所在:“惟鸦片烟一项,上年夷酋璞鼎查在江南时,奴才即与要约严禁。该夷答称:买之者既多。贩之者即众,严禁恐难。迨伊里布抵粤后,该酋又谆谆向告,查本年五月奴才前赴香港,该酋复以为言,均经正言拒绝。嗣又据呈递说帖,内称:鸦片烟既奉天朝严禁,该夷寄寓中华,不敢违约,已晓喻该国商人,不许贩烟。但该酋止能禁止英吉利商人,不能禁止别国。倘别国船内带烟发卖,内地又有接买之人,该国商人必定效尤,该酋亦难约束。正经货物必致走私,且恐启拒捕滋事之端,不若抽收平允之税,转可永久相安,等情。”[12]然后他表达了他的倾向性观点,“奴才窃维凡事皆当先清其源,独禁烟则应先截其流。而利之所在,虽白刃当前,奸民亦必趋而不顾。若持之过急,则人数众多,设竟铤而走险,办理益形棘手。倘徒务禁烟之名,而任其阳奉阴违,不独贻笑外夷,即内地奸民亦将狎而生玩。当此夷务初定之时,弛张均无把握,操纵实出两难。奴才反复筹思,迄无善策。所有现在目击耳闻情形,不敢缄默不言。”[13]显然,耆英意在试探道光皇帝的思想动向。

12月1日,道光皇帝对于耆英的奏折作出了正式批示:“该大臣以夷务甫定,操纵两难,密片具奏,所见真切。朕反复深思,鸦片烟虽来自外夷,总由内地民人逞欲违法,甘心自戕,以致流毒日深。如果令行禁止,不任阳奉阴违,吸食之风既绝,兴贩者即无利可图。该大臣现已起程,着于回任后,统饬所属,申明禁令。此后内地官民如有开设烟馆及贩卖烟土并仍前吸食者,务当按律惩办,毋稍姑息。特不可任听官吏人等过事诛求,致滋扰累。总之,有犯必惩,积习自可渐除,而兴贩之徒亦可不禁而自止矣。”[14]道光皇帝明白耆英的意图,但不愿立即改变严禁鸦片的政策,而又缺乏足够的力量,只好对鸦片采取“截流政策”,即在国内继续禁止鸦片贩运与吸食,而听任外国鸦片走私。

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璞鼎查对于中方谈判代表的每一次劝说活动,不仅授权于英国前任外交大臣巴麦尊(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而且事后都有一份详细的备忘录汇报给现任外交大臣阿伯丁(Aberdeen,
George Hamilton,4th Earl of
,可见这种外交活动是英国政府既定的外交方针和政策。

二 第二任驻华公使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劝诱活动

1844年,璞鼎查离任,德庇时(Davis, Sir John
Francis,1795-1890)被任命为英国第二任驻华公使、商务监督,在任四年,如同他的前任璞鼎查一样,就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他也曾多次对耆英进行劝诱活动。

6月份,德庇时一上任,便向阿伯丁表示他将不遗余力地展开外交活动,坚定不移地朝着一个目标前进,促使中国政府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他说:“无论中国官方的真实观点是什么,就目前的政策来看,很少关注鸦片贸易。我和璞鼎查先生希望,这件事是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前期准备。中国政府正处在紧急关头,大量赔款或许会使朝廷听取任何可以增加收入的意见。不仅直接通过税收,而且间接的减弱他已建立起来的鸦片贸易禁令。阁下可能会希望我通过耆英先生不遗余力的敦促朝廷,这是最有效的办法,也是唯一的办法。现在要想建立永久的安全的外贸体系,应利用任何一个机会去克服主权偏见,表露当权者实际的做法,朝着一个要不了多久就会实现的目标而努力。”[15]

在与耆英第一次会晤时,德庇时便递交给耆英一份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私人信件,罗列种种理由,极力说明严禁鸦片的诸多坏处,反复强调弛禁鸦片的好处。他说,人的秉性是喜欢寻求那些难以获得的东西。如果一件物品自然界很多,人们会不屑一顾。物品的禁令造成了虚假的困难,于是便有了非自然的价值。自从鸦片被禁止以后,它便贪婪地以极高的价格被购买。在英国任何人消费鸦片都是合法的,人们普遍不喜欢,除了药用很少有人使用。取消鸦片禁令,将会使鸦片消费量变少,这是因为剥去了它虚假的价值。不仅如此,通过征税朝廷还可以获得大量财政收入。此外,鸦片走私是以白银进行秘密交易的,贸易合法化可以预防白银外流。如果鸦片继续被禁止,它的消费量会进一步增加。随之而来的灾难麻烦将会进一步增加,海盗和谋杀会泛滥。在这样的体系下,其他货物也会像鸦片一样走私。最后,他特别强调说:“总之,如果皇帝能够优雅的回到乾隆年间的政策,鸦片的使用将会大大减少,同时政府会有大量的收入,官方同走私者之间的冲突也会消失,白银不再是唯一的交换鸦片的手段,将不再有大量白银流失。中英两国之间不愉快的战争将永远不存在。”[16]

耆英接到这一信件后,复信指出,鸦片问题由来已久,鸦片流毒已经相当严重。解除鸦片禁令或许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他经常与贵国公使在一起商谈这件事情。令其担心的是,即使解除了鸦片禁令,走私贩运会依然如故,朝廷仍然得不到足够的税收。假若有什么措施使鸦片税收得到可靠保障,他愿意将公使的官方信函呈送给皇帝陛下[17]。

7月13日,德庇时为此专门写了一封公函,对于英方的观点进行了详细说明,他说:“我非常荣幸地收到阁下关于鸦片的私人信函,现以公函予以回复如下:

鸦片贸易应该通过税收使之合法化,中英双方的获益不会少于签订《和平友好协约》的结果。事实上它的重要性会是一样的,它会避免未来任何麻烦和不一致。一方面禁止鸦片,同时这么多的政府官员默许它进口,这样一种状态导致英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不可能关注这一事情。所有罪恶的责任应归罪于官方保持这样一种体制,英国正准备在她权力范围内改变它。

阁下担心在任何情况下鸦片走私都会继续,但是如果鸦片贸易象其他货物一样合法化,英国政府将会采取有效的方法去调控它,阻止它走私。走私就像一场战争,不承认任何规则。合法的交易是一种和平的相互理解的状态,在这期间双方会合作并增进理解。

如果该贸易被公开承认,每只船上会携带一份声名或文件显示所有船上的鸦片总量,及它将抵达的港口。港口的领事可以对之进行严格的检查,正如其他货物一样,保证货物付足税额。如果船长或船上的代销人有违规行为,这些违反合法贸易规则的人将会受到惩处。

以这种方式鸦片税收应该像其他商品一样正常收取。每箱税银以50元计算,30000箱鸦片会有1500000元的收入。这是一个巨大的收入,但同那些规则合法、受人尊敬的贸易税收相比,这只是很微小的一部分。而走私会引起海盗行为和谋杀,像以前一样,必定会在将来一段时间内会引发罪恶的结果。

考虑到该贸易的非正常的重要性,我毫不犹豫的告诉阁下,我已说服我的政府批准关于法律化规范化鸦片贸易的特殊的条约,以保证获取合法的税收。如果我们能协调完成此事,两国之间将会有持续的利益。我将会在我的权利范围内想尽一切办法确保中国政府实现他的税收,正如其他合法的商品一样。

转载本站文章请注明出处:澳门新莆京cc http://www.grocities.com/?p=1794

上一篇:

下一篇: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