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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引诗探析

摘要:陈寿深受经学的影响,其《三国志》继承了先秦两汉史书以教化、讽谏为目的的引诗传统。由于受"切世大事"的史事著录原则的影响,《三国志》取材精审,行文简净,较之前的史传作品,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研究《三国志》引诗的特点及其成因,是研究古代史书引诗传统、引诗演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关键词:陈寿。引诗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诗学文献集成校笺”(
14ZDB064 )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宋书》中保存了不少关于诗歌创作、诗人轶事、《诗经》引用和歌谣谚语、乐府歌辞等方面的史料,这些史料是我们研究汉魏六朝诗学发展的重要文献。通过对《宋书》诗学文献的梳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诗经》之学的演变和七言诗形成的过程,从而加深我们对南朝诗学发展规律的认识,同时也可以看出中国诗学经先秦"诗文之学"至两汉"《诗经》之学"到魏晋"诗歌之学"的嬗变,特别是《宋书》对《诗经》的引用.

裴松之《三国志注》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史学着作,位列古代四大名“注”之首,也是陈寿《三国志》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裴注产生以来就有学者对之从不同角度进行解读或阐释,主要涉及裴注的具体史事内容考证,裴注所引史料、体例、种类考辨,注史体例评价,裴松之及其思想综合研究等,可谓硕果累累,但多属于静态性描述或评价。实际上,裴注是一部承载多方面信息的重要文献,对之的释读可以放到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进行动态的考察,如从文史分野的发展及时代特点对之所具有的影响角度探讨,就别有一番“天地”。在裴松之看来,陈寿对三国历史的记载并没有真正地反映其内涵,而这种对内涵的反映往往是通过生活细节来表现的。客观地讲,通过文学化手法再现历史,正是陈寿《三国志》所缺乏的东西,也是裴松之补注繁富的根本所在,同时还是裴松之作注的根本原因。陈寿《三国志》与裴注的记史风格的差异,是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史分野的曲折进程息息相关的。

摘要:本文主要从陈寿《三国志》这部历史著作分析“失、空、斩”的真相,将载入《三国志》这部史书中有关史料与《三国演义》这部文艺性小说中的有关描写进行对照分析,找出两者的异同,虽非全豹,可窥一斑,借以研究史书《三国志》与小说《三国演义》之间的关系。关键词:“失、空、斩”;真相;探求;史书;小说;关系一、陈寿精心结撰《三国志》生于蜀汉后主建兴十一年,卒于西晋惠帝元康七年的陈寿,著魏、蜀、吴书共65篇,称为《三国志》。时人称赞陈寿有“良史之才”,比之于司马迁、班固,因此西晋朝廷命人到陈寿家中,抄写这本书,藏于政府。南朝梁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说:“唯陈寿三志,文质辫洽,荀比之迁、固,非妄誉也。”从上述所引,可见陈寿的《三国志》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之巨大。在陈寿撰著《三国志》以前,魏、吴两国都有官修的史书。因蜀汉未置史官,陈寿写蜀汉史事,靠的是对故国文献的殷勤搜集。在撰著《三国志》之前,陈寿曾奉命定诸葛亮故事,撰成《诸葛亮集》24篇,所以从《三国志》里可以看出“失、空、斩”的端倪。史书是人写的,必然带有人的主观色彩,陈寿当然也不能例外。但陈寿撰写的《三国志》可以说是信史,因为陈寿撰写《三国志》,尽皆实录,绝少主观色彩。比如《晋书·陈寿传》记载:“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坐被髡(古代剃去头发的刑罚)……”陈寿入晋后,撰次《诸葛亮集》,作表奏上,推许甚至。在《三国志·诸葛亮传》后的评语反复称赞诸葛亮“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这分析在清代学者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卷三十九·陈寿史皆实录条》和在清代学者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六·陈寿论诸葛亮条》中都大量存在。清代学者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卷六·三国志书事得实条》中还说过:陈寿对史事的叙述,也都是“翦裁斟酌处,亦自有下笔不苟者,参订他书,而后知其矜慎”。从以上历史文献所载事例都说明:陈寿并没有因为其父坐罪怀私怨而贬抑诸葛亮之处。因此,从陈寿的《三国志》来看“失、空、斩”的真相是比较可靠的。史书《三国志》比小说《三国演义》更接近历史真实。当然,将《三国志》与《三国演义》进行对照分析,找出两者的异同,也必能借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二、从陈寿《三国志》看“失街亭”的真相

陈寿;关键词;著录;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史书;国家社科基金;成因;研究;经学;影响

诗经;宋书;诗歌;谚语;歌谣;关键词;国家社科基金;史料;引用;乐府

陈寿《三国志》叙事简要,取材严谨,问世后即得到时人称赞,如“夏侯湛时着《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陈寿本人也被称赞为“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至南朝时,宋文帝却以《三国志》“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乃命裴松之为之补注。裴松之并未遵循传统的名物训诂角度注释《三国志》,而是发明了一种新的注释方式。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曾说:“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钞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寓意有所论辩。”简言之,就是从补阙、备异、惩妄、论辩四个角度来补注。这种史注方法出现后,虽先后有人响应,但从总体上不占主流,后世亦少以为继,故裴注的出现引来了诸多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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