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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怎么样造成伊斯兰在世界上最大的敌人?

1949年,一位出生于纽约、被师友们称为天才的青年学者——萨缪尔·亨廷顿来到哈佛大学执教。那时,亨廷顿才23岁,还没有完成对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的思考,《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要直到1996年才问世;在这本书里,亨廷顿认为世界范围的冲突,特别是美国和阿拉伯世界的冲突,主要是文明形态之间的冲突。“文明冲突论”在冷战结束,特别是9/11事件之后,被广泛关注、研究和争论,深刻地影响了世人对全球格局的认识。

第七讲 20世纪以来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特点及其演变

阿拉伯民族主义是20世纪中东、也是整个第三世界的一种重要的泛民族主义形式,它对当代中东的政治、经济、思想、国际关系等领域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就其主要特点作一分析,从中可以窥见其发展演变的轨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主要特点如下。
一、阿拉伯民族主义在起源上属于文化民族主义的类型
在欧洲近代史上,英、法两国的民族主义为政治民族主义,而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族主义则属文化民族主义。英、法是在形成单一民族的前提下,发展起民族主义的,其重点为国家政治制度的转变,故名“政治民族主义”。德国和意大利则是处在民族分裂的境地,因此其民族主义首先强调本民族文化上的同一性,谋求政治上的统一,故名“文化民族主义”。同时,作为在反法战争中崛起的民族主义和普鲁士经济政治结构特点的反映,德国的民族主义也具有反“西方”和军国主义的性质。
阿拉伯世界也是如此。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阿拉伯地区不享有政治独立,而是分为不同的省份,与现在的阿拉伯国家疆域并不一致,如伊拉克分为巴格达、摩苏尔和巴士拉三省,巴勒斯坦则包括今约旦。另外,各个地区间没有密切的经济联系,并未形成民族,而从思想上看,流行的是伊斯兰普世主义、教派主义和侧重于部落家族、街区的地方主义,不存在民族主义的概念。从19世纪开始,受帝国内泛突厥主义和西方思想的影响,在叙利亚和埃及最先出现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萌芽。它由阿拉伯基督徒发起,表现为以古典语言文学研究、印刷出版业、教育事业和翻译运动为内容的文化复兴运动,其长远目标在于争取阿拉伯人在帝国内的自治。随着运动的发展,阿拉伯穆斯林逐步参与,并成为主要力量。在青年土耳其革命、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奥斯曼帝国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和其后帝国的解体,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开始提出独立的目标,企图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如果说,19世纪的阿拉伯先行者倾心于法国的自由主义的话,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英两国在西亚委任统治的建立和贝尔福宣言的发表则使阿拉伯知识分子对两国的希望彻底破灭。19世纪后期,德国人取代法国人负责奥斯曼帝国军官的培训,从而将德国的民族主义思想直接散布于阿拉伯军官之中,后者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阿拉伯独立运动的中坚力量之一。
20世纪前期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对这一思想的论证也表明了其文化民族主义的属性。黎巴嫩人阿卜杜拉·阿拉伊利指出,产生民族主义的因素包括语言、利益关系、地理环境、血缘世系、历史、风俗习惯及精神修养。阿卜德·拉赫曼·巴扎兹则将伊斯兰教列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内容之一。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集大成者、叙利亚人萨提·胡斯里强烈抨击法国的委任统治,高度赞扬德、意的文化民族主义,认为两国的统一模式比法国模式更加适合于阿拉伯人。他还激烈地抨击埃及的塔哈·侯赛因等知识分子的全盘西化观点,强调个人自由必须服从于阿拉伯民族的整体利益。
在政治实践上也是如此。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许多温和的民族主义者和贵族、王室支持英、法委任统治,如伊拉克、外约旦王室和许多部落酋长,但阿拉伯世界的许多民族主义组织与德国和意大利建立了联系(这与同一时期北层的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的政策相近),企图借助于他们的支持摆脱英法的殖民统治,其中有伊拉克的“金方阵”、埃及形成中的自由军官组织和穆斯林兄弟会、巴勒斯坦穆夫提侯赛尼等。伊拉克致力于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自诩为“阿拉伯的普鲁士”,其首相亚辛·哈希米自称为“阿拉伯的俾斯麦”,而受到德国军官培训的四位校级军官“金方阵”则于1941年发动了流产的反英起义。同时,萨提·胡斯里担任了伊拉克的教育总监,在学校中积极宣传民族主义思想。
在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形成过程中,经济利益或对统一市场的追求作用不大,但确实存在。例如,伊拉克北部历来与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存在着较为密切的经济联系,而叙利亚与黎巴嫩也是如此,但委任统治的建立妨害了这些地区间经济联系的发展。由此可以理解上述地区阿拉伯民族主义发源的背景。
二、“阿拉伯民族”的概念经历了一个逐渐扩大的发展过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泛阿拉伯主义的中心一直在西亚阿拉伯地区,尤为新月地带(包括叙利亚、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拉克、约旦)。这有历史上的原因。由于北非被奥斯曼征服较晚,且存在像埃及这样有悠久而辉煌的历史的地区,他们的独立性较大,并且最早陷入英法殖民统治之下而与奥斯曼脱离关系。相反,西亚则最早为奥斯曼征服,并始终处于其强有力的控制下,其各省间的相互联系较为密切。因此,西亚阿拉伯人有较为强烈的整体认同感,而北非地区则分裂为不同的殖民地而较早产生地方民族主义(即国家民族主义,因为其后来均发展为独立的民族国家),像埃及的许多知识分子甚至否认自己是阿拉伯人,把埃及文明作为地中海文明的一部分而与欧洲联系在一起。所以,最初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仅限于西亚,他们争取的是奥斯曼帝国中的自治,对英、法存有幻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英、法将西亚变为其委任统治地,建立统一阿拉伯国家的梦想化为泡影。共同的命运促使阿拉伯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民族的未来,正因为如此,胡斯里第一次将整个北非列为阿拉伯民族的组成部分,同时,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也日益受到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影响,而埃及执政的华夫脱党和王室也开始寻求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此外,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伊拉克、巴勒斯坦等地区均出现了致力于阿拉伯统一的政治运动和起义,其最终结果是包括西亚和非洲独立阿拉伯国家在内的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埃及公开宣称自己是阿拉伯国家,将其列入宪法,纳赛尔着名的三个圈子,即为阿拉伯圈、非洲圈和伊斯兰圈。今天,阿盟已经包括了亚非两洲的所有阿拉伯国家。正如一些阿拉伯政治家所说的:“凡是生活在我们的国土上、说我们的语言、受过我们文化的熏陶,并以我们的光荣而自豪者,就是我们之中的一员。”
三、阿拉伯民族主义主要和共同的目标是争取民族自决,而在独立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政策方面存在重大分歧,并表现为不同的发展阶段
如前所述,在争取民族自决方面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各个派别有一个从自治向独立发展的共同过程,但在内政方面的分歧从一开始就十分明显,其缘由是各个地区民族主义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发展水平不同。这也是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存在的共同问题。有人认为,民族主义属于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运动,实际上这种情况主要适用于西方。在东方,由于殖民统治的存在,包括传统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内的大多数政治力量均把斗争矛头指向殖民者,因此反殖反帝成为其政治主张的主旋律,客观上其活动有利于民族国家的发展,我们不能因其社会基础和政治主张的不同而将传统政治力量排除在民族主义之外,不论他们是王室、封建主、部落酋长还是宗教贵族。事实上,即使是一些传统的政治力量也提出了改革国家的思想(例如阿尔及利亚的卡德尔起义和摩洛哥的里夫起义,以及各国的君主改革)。
早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在阿拉伯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上并无明确的主张。当时居主导地位的是温和派,属于贵族阶级,他们力主建立君主制,要求渐进改革而非激进的社会经济和宗教政策,与西方保持良好关系,以温和方式争取西方的让步和国家的彻底独立。例如,汉志的谢里夫侯赛因希望建立一个阿拉伯王国,这一想法得到了叙利亚知识分子和其他精英的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民族主义派别逐渐崛起,他们主张建立共和制,实行土地改革、国有化、经济计划和世俗化改革,在对外政策上主张不结盟和积极中立,其典型代表是复兴社会主义和纳赛尔主义。还有的国家出现了以伊斯兰方式改造社会的流派。因此,许多国家的民族主义阵营内部都出现了温和派与激进派的斗争,甚至发生流血政变(如伊拉克的“金方阵”与首相努里·赛义德的斗争)。在埃及、伊拉克、也门、利比亚四国,温和的民族主义派别最终为激进的民族主义派所推翻,共和主义取代君主主义成为战后阿拉伯世界的发展潮流。随着激进派在一些阿拉伯国家掌权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的展开,上述矛盾发展为国家间的矛盾、联盟、乃至战争,例如保守的巴格达条约组织和激进的阿拉伯南层联盟的建立及也门内战。20世纪60年代以后,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义更趋激进,出现了主张马克思主义的派别,如南也门民族阵线、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和解放巴勒斯坦民主人民阵线。同时,由于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外交方面存在各种问题,出现了以传统的伊斯兰教为旗帜的伊斯兰民族主义,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面临严峻挑战,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
因此,中东的民族主义呈现出五光十色的景象,我们可以将战后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义初步划分为下述六大类型:君主制民族主义,主张维护君主制和进行渐进的现代化改革,对外保持与西方的密切关系,同时支持巴勒斯坦事业;阿拉伯社会主义(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突尼斯、苏丹),主张共和制,进行激进的社会经济改革和世俗化改革,对外与东方集团保持良好关系;自由主义的共和制民族主义,实行多党政治和市场经济,对外同时与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维持密切关系;保守的共和制民族主义,实行有控制的政党政治,对外与东西方同时保持友好关系;伊斯兰改革主义,主张以教法作为国家法律,同时实行多党政治和司法独立;激进的左翼民族主义,主张以巴勒斯坦解放推动阿拉伯统一,以社会主义作为未来理想,甚至将斗争矛头指向阿拉伯保守国家,提出进行“阿拉伯革命”,或进行激进的社会经济改革和世俗化改革,对外与东方集团保持密切关系;伊斯兰民族主义,主张建立以教法为基础的伊斯兰社会,反对世俗政府。其中,有的民族主义为复合型民族主义,如沙特阿拉伯为君主制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改革主义的复合。另外,20世纪70年代以来阿拉伯国家的内外政策出现了“趋同”现象。埃及、伊拉克、叙利亚、阿尔及利亚等激进国家逐渐开始调整经济政策,实行开放和多党制,对外软化了对西方的政策。
四、阿拉伯民族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地区民族主义和教派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委任统治在西亚的建立,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一批委任统治地逐渐取得形式上的独立和个别阿拉伯国家的独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日益成为一个遥远的梦想,以委任统治地和已独立国家边界为基础的国家民族主义则相应的发展起来,这必然削弱对统一的追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些处于阿拉伯世界边缘的国家,存在着人数众多的非阿拉伯民族,如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和苏丹的黑人,他们反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因为后者意味着阿拉伯人统治地位的加强(有的学者由此质疑如伊拉克这样的国家是否还是“阿拉伯国家”)。随着国家的独立,民族利益的考虑也日益突出,各国在水资源、石油资源、领土、教派、领袖个人恩怨、地区霸权等方面的矛盾日益凸显,1991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尤其证明了这一点。与国家利益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王室矛盾,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埃及赫迪夫与伊拉克的哈希姆王室、伊拉克和外约旦的哈希姆王室与沙特王室的矛盾。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国由于资源和发展基础的不同而出现差距,尤其表现在产油国与非产油国的鸿沟上,这引起了新的矛盾。
宗教和教派构成另一个问题。黎巴嫩的许多基督徒主张建立独立于叙利亚的基督教国家,否认自己是阿拉伯人,从而与穆斯林发生冲突(这一矛盾直到黎巴嫩国家建立之时才得到解决,基督教政党承认黎为阿拉伯国家);伊拉克的半数以上人口为什叶派,而主张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多为逊尼派,什叶派因此反对这一思想;信仰原始宗教和基督教的苏丹黑人同样质疑阿拉伯穆斯林在国家生活中的主宰作用。因此,在许多人眼中,阿拉伯民族主义似乎是阿拉伯穆斯林、尤其是阿拉伯逊尼派的思想。
地区民族主义为一些阿拉伯人提供了另一条出路。在“大叙利亚”、马格里布、尼罗河流域和海湾地区的国家中,历来存在着较为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这就为建立国家联盟、甚至统一国家提供了借口。在苏丹,独立前民族主义者分为拥护和反对与埃及合并的两派,双方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从起源上看,阿拉伯民族主义兴起于大叙利亚和埃及,这里是阿拉伯世界的心脏,而作为边缘地区的阿拉伯半岛和马格里布对这一思想显然没有多大兴趣。
因此,除了内政外交方面的深刻分歧外,主张建立统一阿拉伯国家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还受到了国家民族主义、地区民族主义和教派主义的挑战。这是阿拉伯民族主义与德国、意大利的文化民族主义的重大区别之一。其结果是,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几度努力归于无效,最后只能建立作为国家联盟的阿盟。20世纪60年代初,埃及与叙利亚建立阿联,再次唤起了人们的希望。但是曾几何时,希望转变为失望,其他国家的联合也都成为过眼烟云。20世纪70年代以后,甚至竭力主张统一的阿拉伯复兴主义也降低了调门,同为复兴党掌权的叙利亚和伊拉克成为冤家仇人,其思想倾向也向国家民族主义发展。在伊拉克,复兴党政府开始向美索不达米亚的辉煌过去寻求灵感,在1970年新命名的8个省中,摩苏尔省和希拉省分别更名为“尼尼微省”和“巴比伦省”;在一幅名为“从尼布甲尼撒到萨达姆:巴比伦重新崛起”的宣传画中,新巴比伦皇帝尼布甲尼撒二世向站在巴比伦城头的萨达姆招手致意。
同时,个别阿拉伯国家的统治人物试图恢复昔日哈里发帝国的荣耀。埃及赫迪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图谋自封为哈里发,以便取代被废黜的奥斯曼哈里发。然而,从也门内战开始,以埃及为代表的共和主义和与沙特为代表的君主主义矛盾日益加深,1962年沙特正式建立穆斯林联盟,以泛伊斯兰主义为大旗与埃及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对抗。1969年,沙特更发起成立了伊斯兰会议组织,它成为国际上最重要的泛伊斯兰主义组织。不过,该组织的宗旨是促进伊斯兰国家的合作、发展和繁荣,而非创建一个统一的伊斯兰国家,因而不同于近代的泛伊斯兰主义,也不同于从体制上否定世俗国家的伊斯兰民族主义,后者同时反对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执行泛伊斯兰主义政策的阿拉伯君主国。这决定了沙特与世俗的阿拉伯共和国和解的可能性。1967年阿以战争的失利缓和了埃及等前线国家与沙特的关系,双方恢复了政治、经济上的合作,这尤其表现在1973年的十月战争中。
五、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和泛伊斯兰主义的复杂关系
如前所述,阿拉伯世界的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以普世主义的伊斯兰教为代表,后者同时提供了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因此,阿拉伯世界最初的民族主义采取泛伊斯兰主义的形式就是必然的了,其主要代表是哲马鲁丁·阿富汗尼,他主张以理性和科学精神改造伊斯兰教,以《古兰经》为基础实现宗教复兴、民族独立,统一伊斯兰世界。正是从这种具有强烈宗教色彩的现代主义出发,产生了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
然而,阿拉伯民族主义仍与伊斯兰教存在着不解之缘。首先,伊斯兰教是构成阿拉伯人主体的穆斯林的宗教,而穆斯林与阿拉伯基督徒有着共同的历史命运。基督徒凯哈里利·伊斯凯达尔·库伯鲁西在1931年出版的《拥抱伊斯兰教吧,基督徒们》的小册子中宣称,伊斯兰教是仁慈的、平等的、民主的宗教,阿拉伯基督徒应当与阿拉伯穆斯林团结起来,共同反抗欧洲人的压迫。其次,伊斯兰教与阿拉伯民族存在历史和语言的联系。巴扎兹指出,伊斯兰教最早是启示给阿拉伯人的,先知穆罕默德使阿拉伯人觉醒,伊斯兰教继承了阿拉伯文化,而阿拉伯语通过《古兰经》充分展示了阿拉伯民族的智力生活。纳比赫因此直截了当地宣称:“先知的诞生即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诞生。”再次,伊斯兰教是两世兼重的宗教,与政治生活密不可分。巴扎兹引用西方学者罗素的着作指出,伊斯兰教是政治或社会的宗教,它已渗透到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伊斯兰教不应当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相对立。
胡斯里认为,由于穆斯林分布地域辽阔,存在语言差异,实现政治统一似无可能,而阿拉伯统一是完全可能的,这是建立世界范围的穆斯林共同体的第一步。复兴社会主义的奠基人、基督徒米歇尔·阿弗拉克也将伊斯兰教称为阿拉伯民族的“灵魂”。
在实践中,伊斯兰色彩也常有表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汉志谢里夫侯赛因希冀建立的阿拉伯王国事实上包含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尽管费萨尔王子在叙利亚的临时政府采纳了某些世俗化措施。在独立后的阿拉伯国家,政府进行了程度不一的世俗化改革,但与凯末尔完全西化的改革不同,他们保留了伊斯兰的因素。例如,在司法改革方面,以西方法律和教法同时作为法律的渊源。在对外政策中,像埃及也利用伊斯兰教服务于国家利益,其设立了“伊斯兰之声”广播电台,在非洲国家建立清真寺、伊斯兰文化中心和学校,1954年还与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在开罗建立了名为“伊斯兰会议”的国际组织。
六、战后阿拉伯民族主义在目标上的多元化与经济合作的迟缓
阿拉伯国家联盟建立后,统一阿拉伯国家的梦想已被束之高阁,尽管个别国家组建联盟的试验一再进行。取而代之的是独立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合作,阿盟因此下设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等10个委员会,以及联合防御理事会和经济理事会。
在外交领域,最突出的问题是反对殖民主义,实现阿拉伯团结。这表现在对尚未独立的阿拉伯地区的大力支持上,如20世纪50-60年代的阿尔及利亚、南也门。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英国撤出波斯湾,9个受英国保护的酋长国宣布独立,经过艰苦的谈判,其中7国联合为一个国家,即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是本世纪阿拉伯统一国家的第一个成功实例。但是,作为殖民主义的遗留问题,巴勒斯坦问题成为阿拉伯国家普遍关注的中心问题。
在许多国家,阿拉伯民族主义实际上已成为有关政府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内容之一。虽然各国政府主要关心的是国家利益,但至少在口头上仍须大力鼓吹阿拉伯团结的思想,支持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像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等国均对巴解组织提供了大量财政援助,这成为他们平衡其亲美外交、维持王朝统治的重要手段。
政治独立将经济独立提上议事日程,经济合作随之展开。然而,由于阿拉伯国家经济互补性差以及在诸方面的矛盾,经济合作进展迟缓。1953年9月,9个阿拉伯国家签订一项贸易和过境协定,规定减少缔约国之间的关税,这只是走向自由贸易区的第一步。1957年6月,阿拉伯经济统一委员会成立,1964年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和约旦又成立阿拉伯共同市场。同年,上述四国相互间的进出口贸易分别仅占其进出口总额的2.0%和3.8%,到1973年分别为3.4%和1.9%。1973年四国对所有阿拉伯国家的进出口贸易也分别仅占其进出口总额的8.0%和6.2%。此外,阿拉伯国家接受的外援也主要来自东西方集团。
20世纪60年代以后,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合作开始全方位发展,涉及金融、资源、生产和劳务等领域。阿盟成立了阿拉伯劳工理事会、阿拉伯工业发展中心、阿拉伯国家民航委员会、阿拉伯标准化与度量组织和阿拉伯国家农业发展组织等机构。20世纪70年代以后,石油主权的收回使产油国收入急剧增加,为阿拉伯世界的金融合作打下了基础。沙特等产油国向埃及等非产油国提供大量经济援助,同时从这些国家输入劳务,非产油国因此获得巨额侨汇收入。
进入20世纪80年代,阿拉伯国家的区域合作进入新阶段。1981年5月,海湾合作委员会成立,它在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方面展开了合作。1989年2月,埃及、伊拉克、约旦、也门四国成立阿拉伯合作委员会。同月,北非五国成立了阿拉伯大马格里布统一组织。尽管如此,阿拉伯国家的实际合作进展不尽如人意,像伊拉克发动的海湾战争使阿拉伯合作委员会实际上名存实亡。
海湾战争使阿拉伯民族主义面临着“六五”战争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一个阿拉伯国家入侵和并吞了另一个阿拉伯国家,而几个阿拉伯国家参加了由西方国家组建的多国部队,向伊拉克发动了战争。这在当代阿拉伯国家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因此,一些西方学者宣称海湾战争标志着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终结。不过,这样的断言为时过早。在海湾战后,阿拉伯世界出现了新的趋势,如阿拉伯共同市场的筹建、埃及等对美英制裁伊拉克的抵制、美国在调解巴以冲突方面的无能和由此而来的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不满之类的事件证明了阿拉伯民族主义潜在的影响。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阿拉伯民族主义遭遇新的挑战。萨达姆政权的倾覆和萨达姆的处死标志着伊拉克复兴党的衰落,因此,作为继纳赛尔主义之后的阿拉伯世界另一种重要的民族主义思潮,复兴社会主义的时代已经基本结束(叙利亚复兴党的老一代领导人阿萨德也已经去世)。当前,阿拉伯世界面临着重新整合伊战后的阿拉伯力量、应对全球化、区域化和民主化的挑战、应对阿以冲突和伊拉克乱局、振兴国民经济等重任,压力不轻。
总之,阿拉伯民族主义在20世纪阿拉伯国家民族独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而独特的作用。显然,这是一个庞杂的思想体系和社会政治运动,涉及一个横跨亚非两大洲的广阔地域,其社会基础和内涵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内部具有不同的地域特征。诚然,建立统一阿拉伯国家的梦想最终破灭,但这一思想推动了阿拉伯国家民族运动的发展,最终出现了由独立的阿拉伯主权国家组成的阿盟和区域性的组织,以及他们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其他领域的合作。而且,与语言、民族、宗教各不相同的欧盟国家相比,后者的经济合作迅速发展和先经济、后政治外交军事的发展模式相反,拥有相对统一的语言、宗教的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合作却举步维艰、矛盾重重,政治和外交方面也分歧深刻。这一事实有力地说明,区域合作最重要的并非语言、民族、宗教因素,而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价值观念的接近以及共同的战略利益,而这正是阿拉伯世界所缺乏的。相对而言,当今发达国家更容易形成紧密的区域集团,因为他们之间存在密切的经济专业化分工,经济的发展愈来愈多地依赖科技、知识而非原料。相反,像阿拉伯世界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其区域联系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共同的语言、民族、宗教、历史等“过去”的因素,相互间在意识形态、社会政治制度等各个方面存在诸多矛盾。在走向“未来”方面,它们的道路是漫长而崎岖的。

随着西方国家的资本输出,其对“落后”民族的输出不仅是经济的、政治的,更是文化的,所以西方“一族一教一国”的民族国家模式,也被作为成功经验推向了发展中国家。于是,新生的民族认同与传统的宗教认同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澳门新莆京cc,“我们的这个家族,一直都以不安分而著称;即便是作为最高教长的阿哈曼迪·扎瓦西里,在那个年代,也常常向其他穆斯林国家发出召唤,要求他们反对当政者的压迫,还为他们偷偷运送武器呢。”马弗斯老先生非常自豪的说道。

(来源:《中国民族报》,引自中国民族新闻网)

铎治教授还描述狂热分子的几个症状:对异见的不宽容,相互冲突的教义,认为个人的历程是受到神的祝福甚至是受到神的直接控制的,使用不断强化手段去重复发布同样地信息。以此标准来通读并且检验这位被称为现代恐怖主义之父的著作,特别是他的恐怖主义宣言《路标》,可以发现非常吻合。

张践

马弗斯的家族在埃及以及整个阿拉伯世界都非常显赫,他的父亲拉赫曼·阿萨姆(Abdul-Rahman
Azzam)在20世纪初即为阿拉伯世界的团结复兴奔走呼号,后来成为阿拉伯联盟的创建者和首任秘书长。马弗斯的另一位长辈,叔父瓦哈·阿萨姆(Abdul-Wahab
Azzam)是阿拉伯世界的著名翻译家,历任埃及驻沙特阿拉伯、也门和巴基斯坦大使,后来还应沙特政府之邀,到该国筹建沙特国王大学(King
Saud university),并成为首任校长。

伊斯兰激进分子们首先反对的就是以地域和语言等要素划分的现代民族理念。穆斯林兄弟会的发起者哈桑·班纳的政治思想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否定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他认为,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同属于一个祖国,这个祖国包括世界穆斯林居住的每一寸土地,但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破坏了统一的伊斯兰乌玛和伊斯兰祖国。可见,在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民族观中,民族是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而不是以地域或语言为标志的。

澳门新莆京官网,库特伯这样描述他所居住的美国小镇格里利的一个教堂里的典型的“堕落”场景:所有的男青年都拉着女青年们的手,他们才刚刚唱完圣颂啊!红色和蓝色的灯光,夹着几盏白灯,照着舞台。在这个空间里,腿和脚混在一起,手和臀搭在一起,唇与唇黏在一起,胸脯与胸脯贴在一起。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在经历了嬉皮士的疯狂之后,美国人渐渐清醒成熟起来,社会风气开始趋向稳定理智,有时候甚至有趋于保守的倾向。但是这些社会成长的过程,库特伯都已经看不到了;他的追随者所理解的美国,也永远定格在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那个被库特伯妖魔化了的形象。

宗教民族主义对于伊斯兰世界尊严的维护

从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层面对恐怖主义根源的分析已经浩如烟海了。世界各国的政客们,包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内——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都声称贫穷是恐怖主义的温床。然而,我们在采访中所接触到的几乎所有的“武装分子或者”“恐怖分子”都来自社会的中上阶层。一个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的人,不太可能去考虑什么伊斯兰的敌人。2011年7月份的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也有专文质疑这一观点,认为贫穷不可能是恐怖主义的根源。

1978年,霍梅尼领导的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公开宣称:“这次人民的革命、这次伊朗的起义、这次神圣的行为不应该仅局限在这片土地上,而应该向全世界各地输出革命。”霍梅尼认为,伊斯兰革命不仅要在伊朗建立一个伊斯兰政府,而且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求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由于殖民强国在全球范围内建立霸权,弱肉强食,所以目前的世界体系是失去了公正而充满邪恶的世界体系。只有建立一个“真主的世界政府”,才能建立世界的正义和平等,而在此前,应由教法学家掌握政权,维护伊斯兰教的纯洁性。霍梅尼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最佳的办法就是首先在伊朗建立伊斯兰政府,再通过“输出伊斯兰革命”将它输出到其他伊斯兰国家,乃至全世界。这样就形成了宗教激进主义思想中的泛伊斯兰主义思潮。

要是库特伯在六十年代末到了美国,亲历嬉皮士运动,估计他更是要晕厥了。然而他没有等到那天,四五十年代美国风气已经足以让他判断这是个堕落腐朽到极点的原始国家,并据此写出了奠定他学术声誉的《论伊斯兰的正义》,以及后来被认为是现代恐怖主义宣言的《路标》。1966年,库特伯因此《路标》的出版而被判绞刑,1967年,美国嬉皮士运动正式开始。

然而,泛伊斯兰主义的国家观对于中东各国穆斯林民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具有明显的负面作用。第一,它不利于阿拉伯民族国家的建设。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承认,当代的世界格局和秩序基本是按照西方文明的发展模式建构的。泛伊斯兰主义宣扬的大伊斯兰民族国家理论、真主主权理论等,都是与现行的国际交往规则相矛盾的。第二,它不利于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如上所述,泛伊斯兰主义的真主主权理论,实质就是要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实行哈里发制度的封建专制帝国。第三,它对其他有穆斯林的多民族国家造成了威胁。按其观点,在一些多民族国家,穆斯林难免会与当地的其他民族发生或多或少的利益纠纷,这给了泛伊斯兰主义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口实。第四,它促使一部分宗教极端分子走向恐怖主义。恐怖主义即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对敌方非战斗目标进行暴力攻击的行为。攻击对方的非战斗目标是为人类文明社会的价值所摒弃的,但是在狭隘民族主义的视野中,民族的对抗就是两大民族所有成员的对抗,所以攻击对方任何目标都是可行的,有效的。狭隘民族主义使恐怖主义获得了道义上的合法性,而宗教极端思想则给了恐怖分子精神上的动力。

然而,在哈桑·班纳遇刺之后才加入“穆斯林兄弟会”的库特伯,他主张武装暴力革命的激进伊斯兰思想,却成为了阿哈曼迪的孙辈—艾曼·扎瓦西里及其他“先锋队”队员们的精神武器,鼓舞着他们最终改写了世界政治与安全格局。艾曼后来在自己的一本自传式的书——《先知旗帜下的骑士》——中写道:“虽然库特伯遭到了纳赛尔的残害,但是这并不能阻碍他的思想影响着埃及的年轻人们……这第一道点燃熊熊大火的闪电,照耀着我们用以对抗内外敌人的伊斯兰革命,日复一日地谱写着血染的篇章。”

本栏编辑:重华

2001年9月11日,来自原奥斯曼帝国广袤疆土上的几个国家的19个青年,经过充分的谋划和训练之后,在美国劫持了四架飞机,分别撞进了世贸中心南北双塔以及五角大楼等地。代表着世界商业力量的两座直冲云霄的大楼顿时化为乌有,象征着全球军事霸权的五角大楼也被严重损毁;死亡人数接近三千,而人才和经济损失则难以用数字估量。世界格局从这一天开始改变,国际关系和全球安全被重新定义。

建立在信仰上的“多族一教一国”

而且,宗教往往是利益争夺和政治目的的外衣,因此更多的人希望有更合理的现代理论框架来解读国际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类似的作品也不胜枚举。

泛伊斯兰主义对伊斯兰世界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美国如何成为伊斯兰在世界上最大的敌人?

20世纪中前期,亚非伊斯兰地区建立了几十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他们学习西方民主国家的市场经济和议会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和阶级政党学说,为实现其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然而历史经验并不是简单照搬就可以的,在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这些国家普遍出现了社会经济的两极分化和思想文化体系的紊乱,各种形式的宗教激进主义纷纷涌现。

库特伯对格里利小镇的很多堕落风气的描述,让今天的很多美国人看起来哑然失笑。他们很多人都还依然认为那是很正常的社会交往,早已见惯不怪。

从积极的方面看,伊斯兰激进分子发动的泛伊斯兰主义运动是穆斯林世界反对西方侵略的重要文化资源。我国学者吴云贵指出:“由于伊斯兰教是东方穆斯林的主体文化,在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形成的东方穆斯林民族主义势必以宗教文化为依托,以‘宗教兴则民族兴’为流行口号。故此,早期的民族主义表现为形形色色的旨在复兴与改革伊斯兰文化的社会思潮与运动。”中东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创始人阿富汗尼认为,除非全世界穆斯林在伊斯兰精神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有统一领导的泛伊斯兰运动,否则,穆斯林社会难免遭到瓜分,故阿富汗尼第一个喊出了“全世界穆斯林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以泛伊斯兰主义为共同文化基础的宗教民族主义,使得穆斯林民族在以基督教为共同文化基础的西方国家面前,保持了自己的民族尊严,保护了自己的民族利益。

马弗斯先生本人是埃及的著名知识分子、律师和媒体人,曾经是一份叫《新旗帜》(Al-Lewaa
Al-Jadeed)的杂志的主编,整个阿拉伯世界,几乎没有他没打过交道的著名学者和知名人士。但即便如此,当马弗斯先生谈起一个人的时候,神情突然变得激动起来,身体开始抖动,手势也变得非常有力:“赛义德·库特伯(Sayed
Qutb)和他的弟弟穆罕默德·库特伯(Muhammad
Qutb),这两个人是全世界最才华横溢的人物,我将永远因为自己跟他们的亲近关系而感到自豪,我和他们的家人至今还保持非常密切的来往。”

在民族观上,1981年,伊斯兰教组织第3次首脑会议发表的《麦加宣言》指出:“穆斯林,不论其肤色、语言与国籍,他们是一个统一的民族,都从共同的文明遗产中获得思想的源泉。”极端的伊斯兰激进分子则强调伊斯兰教“多族一教一国”的理想国家模型。从伊斯兰教发展的历史看,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建立的宗教组织“乌玛”,就具有超民族、跨国家的性质。

正因如此,库特伯在到达了美国之后,发现这个真正的西方现代社会并不是自己所想象的那样。而在埃及时已经是社会精英群体一份子的库特伯,面对西方文明和整个现代话语、思潮和观念时,才突然发现自己是其实完全不在对话的位子上,自己一下子显得那么的渺小——他骨子里的,其实还是中世纪的伊斯兰观念。因此有人认为,恐怖主义之父的真正原型,其实来自于一个不知道如何拥抱现代世界的人的窘迫。他切中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受挫感,然后用仇恨的方式指出了一条道路。

伊斯兰激进分子主张按伊斯兰原初教旨变革现实社会,伴随着这一宗教政治思潮而来的是一场反对世俗化和西方化、全面推行伊斯兰化的运动。他们认为社会上一切弊端与不足都是因为没有按照真主的意志行事,所以主张建立一个完全按照伊斯兰标准生活的穆斯林社会,完全排除世俗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非伊斯兰思想。从深层的宗教观、民族观上看,各种宗教激进主义都是在伊斯兰教教法学范围内理解宗教与民族的关系,传播泛伊斯兰主义或泛阿拉伯主义,对西方式的民族国家模式构成了威胁。

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被尊为当代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的诺曼•铎治教授(Prof.
Norman
Doidge)认为,在性爱方面的虚伪是宗教狂热分子的共同点。铎治教授在他的一篇文章《恐怖分子的最后诱惑》(The
terrorists and their last-night
temptresses)中写道:历史上所有狂热分子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对待性爱的虚伪态度。大多数的狂热组织都对性的纯洁性有一种过度的沉迷,以及对其异常的克制。他们大多会把世界划分为圣洁的和污浊的,圣神的和亵渎的,洁净的和不净的,虔敬的男性苦修者和魅惑的女性诱惑者等等。可以说,库特伯对正常男女关系的排斥甚至敌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对美国和现代社会的理解;穆罕默德·阿塔在他的遗言中写道,在他的葬礼中,清洗他的遗体的人必须戴上手套,以免他的生殖器受到碰触。他甚至声明女性不能参加他的葬礼。

在库特伯脑海里的风暴,与其说这是伊斯兰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之间的文明冲突或者文化震撼,还不如说这是还未成熟稳定的现代社会风气与传统保守而稳定的社会观念之间的冲突。换言之,这是中世纪心态与现代观念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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