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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以刘大鹏、朱峙十19日志为观念的可比考查

晚清;废科举;兴学堂;地方士子;林骏

近代社会变动使多元取向成为必然趋势,科举停废迫使昔日拥挤在这座独木桥上的士子改弦易辙,大部分举子童生选择了各式各样的新路,而那些不愿或难以弃旧图新的中年士人,变动中的社会也保留了不小的空间让他们继续沿着旧轨滑行,只是本来尚存的一线希望,被纯粹的稻粱谋所取代,心绪自然容易恶化。传统意义上的“士”阶层,在社会结构里虽随科举停废而消失,但众多士子却在诸多渠道中经过重新分化组合,再度融入并服务于社会。通过各种途径,多数乡村士人不仅基本能够维系原来的社会地位,而且在权力向基层延伸的过程中成为地方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继续掌控着各种权力资源,占据社会权势的重要位置。

科举考试中作弊夹带用的马甲,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科举制度始于隋,完备于唐、宋,终于清。可谓是历史悠久,而清朝的科举依旧是仿照前朝八股取士,但更注重对士人思想的防范。客观的说,科举制度在选拔人才上具有一定历史优越性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也日渐暴露,特别是近代以后,科举制度更是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

晚清浙江省瑞安县士人林骏的日记记录了一个普通地方士子在科举改废、学堂兴起过程中的观察与活动,表明科举之废、学堂之兴在晚清地方尚可展现为“水到渠成”的递嬗过程,这种水到渠成与其在较长时段内引发的“深远”震荡不可混为一谈,却也并不矛盾。某些地方士子对科举由原初的“热心”到后来视停废为理所当然,对学堂由希望转为失望,这一看似前后抵牾的表现或可以从他们对旧制与旧学的不同态度中找到某种一以贯之的答案。

随着社会风气的变化和科场实态的压力,士子的观念进一步改变,读书不再仅仅追求“学而优则仕”,多样化的取向已开始向乡村社会渗透。山西商业发达,票号垄断半壁江山。长期以来,虽然晋商子弟仍以读书求功名为正道,却不以商为末业。而乡村士子早已将参与经商视为退路。面对仕途艰难的现实,士子纷纷改弦易辙,不少人干脆放弃科考。刘大鹏就指出,戊戌前,“凡有子弟者,不令读书,往往俾学商贾,谓读书而多困穷,不若商贾之能致富也。是以应考之童不敷额数之县,晋省居多”。晋省经商之风行之久远,但清季商人与土子地位的此升彼降也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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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清廷决定废除科举制度,并非缘于科举的积弊难返,其预设的基本前提是,"西方诸国"没有科举制度,而是通过学校培养人才。中国欲通过仿效西方走上富强之路,便必须废除科举以发展学堂。在科举与学堂之争中,二者之所以会被相提并论,是由于科举选拔功能的混淆及学堂教育功能的偏失,由此造成科举与学堂在功能方面的严重重叠和冲突。对于科举与学堂,官方与民间的态度出现分歧,致使清廷最终采取废除科举的方式,转移社会的重心所趋。

《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4期

《退想斋日记》,1899年2月3日,第88页。

  科举的废除,虽然表面上看来只是一种人才选拔体制的改革,但背后其实是整套教育体制和知识结构的换血。此后,传统儒学再也无法回到绝对权威的中心地位,制度的儒家因此宣告终结。科举的废除,也切断了“士”的制度性来源通道,最终导致传统“四民社会”解体。新兴的知识阶层不再像传统士人一样,受到功令、朝政及乡里的束缚,他们自由流动的空间范围和职业选择更为广阔。而且他们为了追求更有利的资源优势和发展机遇,大多向新兴的文化中心和商业中心聚集。这种剧变的后果之一,就是乡村社会的进一步凋零、残破和失序。传统依靠诗书传家、科举功名来主导地方社会的缙绅阶层逐步消失,而凭借武力和经济为后盾的地方新豪强逐步兴起。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的动乱和革命预埋了引线。

1905年9月2日,清廷奉上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就这样突然结束了。诏令既出,举国上下,有喜有忧。

关于如何研究制度史,史家钱穆有相当精辟的论述:

澎湃新闻:科举考试的本意既是选拔人才,可我们今天提到科举,印象却大多是负面的,甚至觉得科举考试摧残人才,为何如此?如何看待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像范进、孔乙己这类科举人物形象?在您看来,科举考试的最大缺陷在哪里?李林:科举考试的缺陷,不在考试抡才这种方式本身,而在考试内容。原本科举考试的设计,也要求士子博通经史、熟悉典章、精于文学、长于治事,但现实中,真正做到通经致用的不多。很多人只是为了应试,背诵节本,寻求捷径。从经典中断章取义得到的教条,对处理实际政务裨益不多。这种弊病,唐初赵匡就已一针见血地指出,叫“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直到晚清议论革废科举,这仍然是最为有力的指控。  科举考试的本意确实是选拔人才,准确来说是网罗人才。至于为何有摧残人才的负面印象,刚才说到科举考试的内容,的确局限太多,很难获得现代知识语境中的理解。此外,在传统的社会观念及流动分层中,读书人除了做官、入幕、教学,可能的体面选择不多。而要成功中举,竞争极为激烈,所以不少人终身困顿潦倒,不得一第。一部科举史,书写的虽然大多是成功者的光辉史,但背后其实是绝大多数落第者的辛酸史。  此外,这种负面印象也与时代变迁对“人才”的理解和要求变化有关。在传统中国、儒家主导的体系中,科举遴选出来的无疑都是文化精英,受到优待尊崇。但近代以来的历次剧变,彻底颠覆了既有的文化基础、政治模式、社会结构和知识范畴,也改变了我们对“人才”的要求和理解。  至于范进、孔乙己这类文学形象,我想除了要从中读到对科举制度及人性丑陋的批判,也可以看到科举功名在传统乃至近代中国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想想看,为什么范进中举前后,家人、邻居、乡绅对他的态度即刻逆转,而打折孔乙己腿的丁举人,何来如此的权威?  而且,成功塑造了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吴敬梓和鲁迅,其实都考过科举。安徽全椒的吴家在清代虽然科举人才辈出,但吴敬梓只是个久试不第的秀才。当然,也不能单凭这些案例就彻底否定科举拔擢人才的功效。考试有考试的规则,古今都一样,总有遗漏的人才。  鲁迅和弟弟周作人其实都习作八股、考过科举,而且都曾通过会稽县的县试和绍兴府的府试,如果再通过院试,就是正儿八经的秀才了。不过鲁迅后来进了南京的矿路学堂,没再继续考科举,周作人又接着考了几年,好像也没考到功名,后来也去了日本留学。知道这层,就容易明白为什么周家兄弟虽然都以新文学闻名,但旧学功底都很好,而且写到与科举有关的问题都很深刻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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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停废对近代社会尤其是士绅的影响,前人已较多地从士人的没落及四民社会的解体等角度进行探讨。①在清季社会制度变革中,科举停废的影响至为深远,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乡村社会的观念、习俗乃至乡村士子的生存状况和发展出路,仍有必要以实证为基础,进行更加深入具体的观察和检讨。

澎湃新闻:说到科举考试的内容,最饱受诟病和非议的自然是八股文,您对此如何看?在制度设计上,八股取士有何利弊?李林:是的,说起科举,不少人很容易联想到八股文,并大加批判。其实八股文真正作为考试文体,主要是在明、清两代,而且除了八股文之外,还考策论及试帖诗。不过八股文考试放在头场,在考官阅卷和排名中占的权重很大,考生也主要钻营于此。因此,今天的人大多有八股文独霸明清科场的刻板印象。很多人说起科举,几乎必骂八股。不过很多时候,“八股”已经蜕变为一个代名词,甚至形容词。就像启功先生说他曾遇到有人用“八股”二字为贬义词,但竟不知这原本是一种文体的名称。  对于八股文的挞伐,历来可谓史不绝书,有些指控是很严重的。比如明末有人写此仪状,贴于朝堂:“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妻两口,奉申贽敬。晚生文八股顿首。”言下之意,是要将大明王朝覆亡的罪责归到八股文身上。1898年康有为奉召应对,更说出“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这类的话。国家危难之际,反思和批判人才选拔体制理所当然,但如上言论无疑还是有些过激。反过来想想,康有为若非熟读经史、精于八股,恐怕也难有机会进京应试,参与上书,得见皇帝。  如果我们不只纠缠于对八股文的价值判断,可以转而思考:为什么很多人激烈批评八股,它却仍然作为一种主要的考试文体不断沿用?这当中其实存在着一个利益均衡的“三角关系”:对朝廷而言,八股考试的内容、形式和语气,无疑有助于意识形态的统一;对考官而言,八股是规范的标准化作文,在阅卷任务重、时间紧的条件下,有利于快速阅卷定等,按时发榜;对考生而言,有相对固定的考试范围、作文格式和优秀范文来准备应试,自然是无任欢迎,古今考生都一样。既然八股考试有这么好的可操作性,而且沿用中环环相扣,陈陈相因,就不容易废除了,这有点像制度经济学所说的“路径依赖”。除非有重大冲击,打破均衡。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八股文只是科场的“敲门砖”——门敲开了,砖自然就扔掉了,不用太过当真。所以我们翻看明清文人的集子,绝少看到他们将八股文章收入其中。

晚清时期,买官鬻爵和科举舞弊现象屡禁不绝(早在明景泰五年就出现了“捐官”制,买官一度被合法化)。当时中国的风气,读书人考不上功名的,不是去当幕僚,就是经商做买卖。当幕僚要托关系,会走后门。经商则自然需要一笔本钱,这两者对于众多的下层民众来说几乎是无法实现的空想。

《退想斋日记》,1906年4月14日,第150页。

李林,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讲师。

此时西学出身的严复,也认识到中国不变法则亡国,而不废八股又不能变法。梁启超说得更明确:“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退想斋日记》,1904年3月13日,第132页。刘大鹏所说光绪二十一年以来童试人数逐年锐减的情况,有学人提出可能与光绪二年至六年山西大旱人口锐减有关。相关资料显示,大灾确实导致山西人口减少47.7%(参见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77、689页),对科考会有一定影响。但刘大鹏记录光绪三年、四年大灾时太原县仍分别有100多人和80多人应试,然后逐年递减,甲午和新政开始后,递减加速,则灾害并非应考人数减少的主因。

澎湃新闻:说到停科后的问题,有人提出,科举废除后士人叩官无路,转而抛弃皇权,甚至投奔革命,因此废科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溃,确实如此吗?废科后传统士子还有哪些出路?从长远来看,停废科举对中国文化和社会有何影响?李林:废除科举固然加大了朝廷与士人、尤其是正在形成的新兴知识阶层之间的离心倾向,有人因此而抛弃皇权,转向革命。这在废科前后出洋留学的年轻学生群体中间,表现得更为明显。  不过,要在科举废除和清朝崩溃之间找到更直接的因果关系链,恐怕还需要做更多考察。因为革废科举只是晚清教育改革的一环,而教育改革又只是晚清新政改革的其中一环。清政府在废科前后,确有一些针对传统士人的安置措施,比如拣选入官、入读新式学堂、派遣留学、充当教习等。但由于时间紧迫,而且晚清官场本已严重人浮于事,要安置数量庞大的士人群体,绝非易事。  关于废科后士人的出路,有一组学界研究较多的个案:刘大鹏和朱峙三。一个在山西太原,相对闭塞,固守经典;一个在湖北武昌,九省通衢,留意新学。一个是举人,年纪偏大;一个是秀才,正当盛年。前者较为悲观,几乎觉得天崩地陷;后者则颇为淡定,可以较好调适。可见传统士人在这种剧变中的升降沉浮,既受时代大势、制度变迁影响,也有个人的学识、能力及际遇等因素掺杂。

五天以后,上海维新派《时报》发文,盛赞“革千年沉痼之积弊,新四海臣民之视听,驱天下人士使各奋其精神才力,咸出于有用之途,所以作人才而兴中国者,其在斯乎”
千年古制,十年改废。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割地赔款,应考十九年、刚被赐进士出身的康有为,痛斥科举使国人闭塞愚盲。过去闭关自守,愚弄国之百姓,尚可天下太平;如今海道大开,万国交通,竞逐富强,生死存亡之时,再以科举闭塞民智、窒息人才,亡国灭种,则指日可待。“??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国事危急,“立国育才,所关至大”,康有为提出了变通科举、兴办新学、徐废科举的主张。

《退想斋日记》,1906年5月19日,第151页。

编辑|吴潇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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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峙三日记》,1903年6月11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第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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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科举制度的不断发展,到了明清即封建社会后期,政府采取八股取仕,科举制的弊端就日益显现。八股文,有着严格的固定格式,而且所考内容仅限于儒学经史,这些都严重束缚了考生的创新思想,成为钳制知识分子思想的枷锁,扼杀了创新能力。八股取仕严重禁锢了知识分子思想的进步,从而导致科学技术的发展停滞不前,也使得中国从此落后于世界文明潮流。因此从科举制度的利弊中看出,社会需要发展,新事物必将代替旧事物,科举制度也将会被取代。

《朱峙三日记》,1906年9月17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第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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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想斋日记》,1906年3月20日,第149页。

澎湃新闻:刚才提到公平问题,这也是古今社会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科举既然作为帝制后期千余年间人才选拔的重要机制,如何保证公平?实际效果如何?李林:是的,对于考试制度的设计者和执行者而言,公平问题应当成为重要考量。你去看很多地方的贡院,当中总有一座主体建筑,就叫“至公堂”,是考试时外帘考官办公的地方。对于科举的公平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  首先从设计理念上来说,应该指出这种公平是相对的。说科举制度设计相对进步,是基于与前代的选士制度纵向比较而来。如果要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科举的设计还是有诸多“不公平”。比如除了少数特殊时期和个案,从制度上就不允许女性应试,很多时候也完全剥夺或严格限制了商人、娼妓、优伶、皂役、胥吏及其他“贱民”及其子弟的应试权。我们只能说,科举制度极大地扩大了传统选士的社会来源,也尽量兼顾了各地区文化发展的差异。  其次是执行程序,为了保证公平,严防作弊,古代科场已发展出一整套防弊体系。我们今天考场的各种防弊措施,除了在技术手段上进步之外,其中的设计程序和方法,大多可以从科场防弊条例中找到对应雏形。  这当中有些措施颇为有趣,比如为了防止“冒籍”——类似今天的“高考移民”,为了追逐较高的考中机会而假冒籍贯应试。除了审查文件之外,还会安排专人“审音”,就是看考生能否熟练说本地方言。今天的考场大多禁带通信工具,并屏蔽无线信号。以前比较“先进”的大概也只有“飞鸽传书”,为了防弊,考前就要预买老鹰、鹞子等猛禽,如果信鸽飞起,立马拿下,也算切断了信号源。甚至今天通用的指纹识别身份的方法,乾隆年间贵州的一名巡抚就已研究过,并建议用来防止武科考试中枪手替考。不过皇帝认为这样太过琐碎,不成体统,最后没有采用。  当然,尽管科举防弊制度设计严密,对舞弊案也严加惩处,舞弊问题还是层出不穷,地方层面的考试尤其如此。归根到底,科举制度只是政治体制的一环,背后涉及的是更深层的政治权力内部制衡和外部监督的问题。防弊和舞弊,正如猫与老鼠、警察与小偷、医学与病毒,对立双方都不断在相互较量中提升“水平”。结果,防弊措施越严密,舞弊手段就越高超,相互促进,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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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峙三日记》,1903年11月3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第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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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的优点还有就是因为它不限制参加科举考试的对象,在全国范围内掀起读书狂潮,促进我国古代教育的发展。而且营造了浓厚的艺术氛围不断的丰富着中国文化。如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每个朝代都有它的盛行的、巅峰的文学。科举制度带来的全民学习,出现了一批又一批文坛巨匠,极大的充实了中国传统文化。说过了科举制度的利,那它的弊在何处呢?

《四千八百余之优拔》、《考试优拔之现相》,《大公报》1909年8月16日、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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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止科举无疑摧毁了清王朝的政权基础,使政治和文化同时失序。政治上的失序表现为,政府失去了笼络人才的极佳手段,而士子也不再围绕科举谋出路,政治与教育分离,政府与民众离析,士子由趋附政权变而叛离政权,危及旧有的统治秩序。文化上的失序表现为,读书人不再忠于儒家那一整套的价值规范,激进者甚至公然向儒家的“三纲五常”挑战,与原来所信仰的东西背道而驰。这样,科举制度的“武功”全废掉了,整个国家社会就像散了架的风筝下坠。科举制度废除后的第六年,清朝就灭亡了。

《请停保举捐纳述闻》,《岭东日报》1905年9月21日。

 自1905年9月2日清廷下诏立停科举,至今已有110年。科举虽然早被废除,但以公开考试选拔人才的理念及方式仍在影响中国社会:每年各地高考的第一名仍被称为“状元”,有些地方甚至让高考“状元”穿上袍服、戴上冠帽、拜谒先师、骑马游街,过一把“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登科瘾……这种文化上的“内在延续性”,也是科举受到持续关注和讨论的原因。  隋唐以降,科举考试成为寒门士子向社会上层流动的主要制度通道,但这种社会流动的实际功效如何?公平是科考推行者的首要考量,但地域差异、家庭出身对应试结果真的没有影响吗?舞弊与防舞弊的较量,在古代的科场上如何进行?科举与王朝兴亡的关系更是为人津津乐道,明朝覆亡与八股文、清朝崩溃与废科举之间,存在因果链条吗?  围绕这些问题,澎湃新闻采访了中国教育史研究者、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讲师李林。

科举制度在政治和文化上都实现了有力的社会整合,尤其是这个制度历经千年,塑造了特定的政治社会文化心理,士大夫忠于皇权,每个人忠于儒家价值,循规蹈矩,社会井然有序,十分适合于专制统治,所以,历经千年也不废弃。

⑨《朱峙三日记》,1904年5月16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第324页。

山西举人刘大鹏(1857—1942)故居匾额

要想知道科举制度废除的原因就要了解科举制度的发展历程。科举制度是隋文帝根据前朝历代官员选拔制度的利弊创新的一种新的人才选拔制度。它是通过公平公正的考试方式选拔人才,这使得广大有志青年有了施展才华的平台,同时科举考试选拔的人才为皇帝直接任命,有利于皇权的集中,并且消除了魏晋时期世族大家把持朝政的威胁,巩固了统治阶级地位,促进国家安定统一。

⑧《退想斋日记》,1896年9月12日,第61页。

谈影响:废科举导致了清朝灭亡?

因此封建社会后期,科举制度不仅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创新,而且还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当西方国家进行着工业革命日渐强大起来的时候,中国人依然拿着四书五经摇头晃脑。当西方国家强迫打开中国大门时,这时的有识之士才知道国民的落后愚蠢。

《朱峙三日记》,1903年7月17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第299页。

澎湃新闻:晚清科举由“改”到“停”,经历了持续的争论、探索和尝试。期间出现过不少改革方案,比如保留形式、更新内容,但为什么最终还是将科举永久停废了?李林:对于科举制度、八股选士的改革尝试,之前曾有过多次,但最终都照旧沿用。在当时的条件下,科举抡才、八股选士还是被证明为行之有效、相对公平的制度。晚清情形不同,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是接连不断的战场失败、谈判失利、割地赔款,更在于对传统经济基础、政治秩序、文化自信和社会结构所受到的根本冲击。这时候来反思和批判抡才体制,对科举“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指控,就更加有力。  除了主张彻底废除科举的激进派,较为温和的改革方案,就是在科考内容中加入西学、西政、西艺,在不改变根本体制的前提下来改革科举。此外,也有提议建立新式学堂,革新课程,但允许学生参加科举考试,或毕业考试合格,授予相应的科举功名。这种方案,试图将学堂培育人才的功能和科举选拔人才的功能结合。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减少科举的录取名额,达到逐步过渡和缓停的目的。  1905年正式停科前的两届乡试和会试,其实已在文体上废除了八股,全考策论;内容上加入了西学和时务,淡化经学。不过,这些改革不能在短期内看到实效,难以救急。虽然就像关晓红教授所说,1905年停废科举并不是“瓜熟蒂落”的自然过程。但新政改革迫不得已的疾风骤雨节奏,推广学校教育的迫切需要,以及内外重臣的联合推动,最终还是促成了科举改革从“缓停”到“立停”的转变。其实当时的停科准备尚不充分,以致停科后立即出现很多棘手问题。

《论中国学堂程度缓进之原因》,《东方杂志》第1年第6期,1904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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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正途功名极为看重的刘大鹏在日记中不无悲哀地写道:“当此之时,名器甚滥,所到之处,有顶戴者甚多。或金顶,或砗磲石顶,或水晶顶。究其顶戴之来历,彼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吁!名器如斯,宜乎读书者之少也。”由于仕途人满为患,作为科举考试和选官重要补充的举人大挑在一些省份被迫暂停。1898年1月,刘大鹏到县城,“闻礼房书判言:前数月自京来文,来年挑选暂行停止,下一科再挑。盖因仕途壅塞,凡候补人员不得补缺故也。然未闻停止捐纳一途耳”。正杂二途乾坤颠倒,让十年寒窗的读书人如陷冰窖。据载,光绪七年,御史叶荫昉奏言:“近年大八成各项银捐班次,无论选补,得缺最易,统压正途、劳绩各班。今捐例已停,请改订章程,银捐人员,祗列捐班之前。”疏下部议。然积重难返,进士即用知县,非加捐花样,则补缺綦难,他无论已。张仲礼先生的研究表明,19世纪中叶以后,各省获绅士身份的新进者比例高达40%-56%,“他们大多是通过捐纳而进入绅士行列的”。“‘异途’出身者的比例越来越大,许多捐纳者能获实授,而许多由‘正途’而得宦阶者欲获实授却不得不候补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自捐纳制度中涌出的官吏人数日增,传统的由考试竞争的机会均等原则更不复存在”。通过捐纳、保举而涌入官吏队伍人数的激增,给各省带来巨大压力。自光绪十七年至二十八年,山东、安徽、湖北、河南、浙江、江苏、甘肃、云南、江西等省先后以本省“候补各官异常拥挤,恳恩暂停分发以冀疏通”上奏朝廷,纷纷要求一年或二年为期,停止捐纳保举和劳绩的分发。这些情况表明,清初以来选官多重正途的传统,逐渐为捐纳滥行的社会现状所改变。与之相应,过去将捐纳视为异途,不屑一顾的情况也有所改变。刘大鹏以否定的眼光记录了人情冷暖的变化:“顷闻太谷大富王姓者年二十馀,先捐一道员,改捐某部郎中,于本月初八日赴京供职,饯行者络绎不绝,路旁之人莫不歆然倾慕。”这种状况不仅使以科举为中心的旧学备受冲击,方兴未艾的新学也受到威胁。科举停废后,舆论对于这种反常状况仍然忧心忡忡:“闻官场传述,言官拟具折奏请力停保举捐纳,大略论罢科举而不停保举捐纳,学堂仍难起色。三年大比,登进尚少,近来保举之案,动辄数百人,捐纳更无限制,诚恐科举罢后群趋保举捐纳两途云云。”正途入仕本来就僧多粥少,加上异途的膨胀,周期势必大为延长,某种意义上甚至造成了正途的旁支化,科举考试对于士子的吸引力自然大为减弱。这是停废科举不可忽略的要因。

记者|彭珊珊

《朱峙三日记》,1905年12月15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第359页。

赵以炯(1857—1907),又字鹤林,贵阳花溪青岩人。贵州省第一位状元。

②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前言,第5-7页。

吴敬梓铜像(左)、鲁迅铜像(右)。二人都考过科举。

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第282-283页。

澎湃新闻:关于科举考试是否促进了寒门士子向社会上层的流动,学界有些争论。您怎么看?李林:可以说,科举选士的确立,完成了中国古代人才选拔从“出身本位”到“学识本位”的制度化转型。这种以定期考试来选拔人才的制度,原本含有遏制中古贵族及世家势力的考量,自然也为平民出身的优秀人才,提供了晋身上流社会的制度通道,因而促成唐宋之际中国社会的重要变革。隋唐以降历代文官政府的建立,无不倚赖这一抡才制度,即便异族入主华夏也不例外。  关于科举考试与社会流动,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诗句,比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就是对这一现象的直观描述。何炳棣先生的名作《明清社会史论》,阐明科举如何成为明清平民出身者的“成功阶梯”,促进社会流动。当然,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和商榷,比如普林斯顿大学的艾尔曼(Benjamin
Elman)教授,他认为科举考试所促成的,其实是精英阶层内部的“再生”与“循环”。艾氏的批评也提示我们,即便在社会流动的大背景下,具体到不同时代、地域、家族与个人,具体情形依然悬殊很大。  所谓登科者的“寒门出身”,主要是指其直系父祖不是贵族或高官。毕竟,培育一个子弟及第中举所需要的各种成本,真正穷困的家庭还是难以负担的,偏远地区更是如此,这当中可能涉及所谓的“公平”议题。比如明清科举史上,贵州只出了两个文科状元(有些省份甚至没有状元),一是1886年丙戌科状元赵以炯,一是1898年戊戌科状元夏同龢,他们其实都来自颇有势力的官宦之家。即便如此,他们从贵州山区到金殿夺魁的“成功阶梯”,也极为不易。所以当他们夺魁的消息传出,中外震动。要是换作直隶或江浙出了个状元,当然也是大喜事,但就不会那么轰动。

xpj网址导航,公奴:《金陵卖书记》,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393页。

阅读原文

刘大鹏式的抗拒,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清廷酝酿停废科举时,对停废的善后曾反复斟酌。其权衡的重心之一,就是如何安排中年士子的出路。关于此事,据说张之洞与慈禧曾有过一次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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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想斋日记》,1896年6月8日、5月22日,第57、58页。

光绪三十一年废除科举的诏书

《朱峙三日记》,1903年11月8日,12月21、26、30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第308、312-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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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停废,基层社会学堂的数量急剧增多,朱峙三从中看到的是希望:“科举去年明令停废,自是以后各县专办学堂,以为培植人才之地,可望吾国富强矣。”由于女子教育的倡行,女学堂从城市走进了乡村。山西也受到冲击,“榆次车辋村去冬设立女学堂,本月太谷东里村亦设立女学堂,闻皆二十馀岁之妇,其小者皆十六七之女”。刘大鹏对此却是牢骚满腹,认为:“学堂之害,良非浅鲜,自学堂设立以来,不但老师宿儒坐困家乡,仰屋而叹,即聪慧弟子,亦多弃儒而就商。凡入学堂肄业者,莫不染乖戾之习气,动辄言平等自由,父子之亲,师长之尊,均置不问,为父兄者知其悖谬,不愿子弟入学堂,遂使子弟学商贾。”刘大鹏所说的某些情形的确事出有因,朱峙三也不满于学界风气不佳,动辄闹事。但后者自己就是由举业转入学堂,并且接受了自由平等乃至排满革命思潮的一分子。早在科举制废止之前,朱峙三已经预料到:“科举不久即废,欲求时务之学,自以住学堂为有出路。”于是想方设法进入学堂,而且要进入能够学习高深学问的学堂。后来他论及这一转变时说:“时论谓朝廷如不办学堂,则乡里儒生坐井观天,囿于一隅,不得相聚于大都会城市中,何曾有革命种族思想耶?聚之都会,尚不敢放昌言也,而必驱之日本留学,或欧美留学,朝夕聚谈,得见夙未见之禁书,知华夷界限甚明,而革命思想愈炽。”

来源|澎湃

对于乡村士子来说,科考成名意味着家庭生计与个人出路的改变,因此科举制改革与其命运休戚相关。1901年至1905年间,变革科举的步伐逐渐加快,刘大鹏和朱峙三均密切注视着相关动向,只是两人关注的方面和反应有所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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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巡抚张奏妥筹广西整顿吏治四条及覆定全州钱粮折》,《东方杂志》第4年第6号,1907年8月。

清代八股文范文小楷抄本

《退想斋日记》,1903年8月9日,第126页。

《退想斋日记》,1904年12月22日,第138页。

《退想斋日记》,1906年3月22日,第149页。

《退想斋日记》,1903年1月13日,第118-119页。

何怀宏称:“当时社会上总的反应却大致接近于无声无息,革命派的报刊几乎不注意此事,改良派、保守派的反应也不热烈,既乏激愤者,也少欢呼者,似乎这并非是一个延续了千年以上,且一直为士子身家性命所系的制度的覆亡”。见氏着:《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415页。

《朱峙三日记》,1903年11月10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第309页。

无论在国家还是地方社会层面,为数众多的士绅不仅没有被边缘化,反而凭借更多的权力资源和多样化的渠道,广泛进入各级权力圈。清末各省谘议局中,绅士议员一般占到议员数的90.9%以上。据对奉天、山东、陕西、湖北、四川等省的统计,议员中进士、举人、贡生、生员分别占总数的4.7%、19.1%、43.1%和24%。对新政诸多抱怨甚至采取敌视态度的刘大鹏,也于1908年当选为山西省谘议局议员。基层社会同样如此,苏云峰教授的研究表明,1909-1911年,湖北全省地方自治共选出议事会议员1331人,董事会职员431人,年龄绝大多数在30-60岁之间,“在教育背景方面,新式学堂及留学出身者仅约占全部人数的2.6%而已。绝大多数系传统功名出身,分别计之,于议事会议员为70%强,董事会职员为65%强……在传统功名方面,没有进士出身者,就是举人与贡生也属少数,而以监生与生员阶层为最多……显示在湖北推行地方自治初期,新教育出身者,尚未扮演重要角色”。这些情况表明,科举出身的中下层乡村士子,在基层社会的政治舞台上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以至学人认为,清末地方自治实际是绅士之治。

《朱峙三日记》,1906年5月27日、6月9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第365、366页。

葡京在线娱乐手机版,《宪政编查馆等奏拟订各省谘议局亚议员选举章程折》,《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671-672页。

《朱峙三日记》,1903年8月23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第303页。

不过,弃举业而向他途,究竟是重生还是就死,观念趋向不同的人看来全然两样。即使依据刘大鹏日记,当时乡村士子中与之年龄相仿,态度境遇相似的人也为数不多。倘若将这个特殊当成一般,未免有被其所蔽之嫌。

《学部奏派调查山西学务员报告书》,《东方杂志》第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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