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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萄京娱乐app:全行当公私独资的浪潮

由单个企业的公私合营发展到全行业公私合营,是新中国成立六年来党和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国民经济中计划管理因素不断加强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几年来私营工商业的大部分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凡是纳入轨道的企业,生产经营都有增长;没有纳入轨道的,原料、生产、销路都出现困难。尤其在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绝大多数农民已组织农业合作社的形势下,资本家已不可能自由地获取原料和自由地销售产品,他们除了接受进一步的改造以外,别无出路。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能够在全国范围统筹安排生产计划,保证工业化重点建设。再一方面,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政策,促使资产阶级中不仅有相当一批代表人物,而且这个阶级中的大多数人,已经公开表示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案。这几方面的因素和现实条件汇总起来,形成了全面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大势所趋。

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以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一直进展顺利。至1955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第二次全国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的报告,确定实行“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的方针,在扩展合营的方式上,采取“个别合营与按行业改造相结合”的办法。根据中央批示和会议的精神,1955年扩展公私合营工作取得新的进展。

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进入到全行业公私合营新阶段,客观上是几年来经济发展的结果,但是形成一个全国性的群众运动浪潮,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七届六中全会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所起的推动作用。形势发展如此之快,从中央到地方都是没有预料到的。各地准备工作不足,这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些问题。中央及时采取对策,提出调整方针和解决办法,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改造高潮中出现的缺点和偏差。

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不同的形式和方法。

1956年元旦过后,首都北京率先出现全行业公私合营热潮。1月4日,全市327家国药店申请全行业公私合营。在国药业的带领下,北京市许多行业的资本家纷纷提出了公私合营的申请。1月8日,全市有20个行业、800多家商店一道被批准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9日、10日两天,又有私营企业职工五万多人、私方人员二万多人敲锣打鼓,燃放鞭炮,结队游行,申请合营。全市各城区的工商户纷纷在大街小巷挂上“迎接公私合营”、“庆祝公私合营”的红幅。在这样的形势下,1月10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召开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大会,宣布35个工业行业的3990家工厂和42个商业行业的13973户坐商,共17963户全部被批准实行公私合营。

工业方面,上海市在进行全行业统筹安排中,率先打破所有权的界限,采用“裁、并、改、合”等方式,创造了工业企业合并和合营的经验。1955年5月至10月,上海市轻工业有8个行业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重工业有13个行业按行业或按产品实行公私合营。商业方面,1955年8月,北京市选择棉布业、百货业进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试点,采取“以大带小,以先进带后进”的办法,把调整商业网点和改造所有制结合起来,先后在绸布、百货等26个行业中对1019家商店实行联营并店,大大加快了改造进度。

同农村经济相比,城市经济的构造更为复杂,生产改组和经济改组牵涉到公私、劳资、供产销、人财物等方方面面,需要大量繁杂细致的准备工作和周密安排,才能保证在所有制的变革中尽量避免或减少损失。党中央、毛泽东在部署全行业公私合营时曾预先提醒说,“不要搞一阵风”,要充分准备,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然而一旦群众运动高潮来临,势必给正常的工作程序带来冲击,如同陈云所描述的:“他们要求得很厉害,天天敲锣打鼓,迎接公私合营,就只好倒个头,先承认公私合营,再来进行清产核资、生产安排、企业改组、人事安排。”在这种形势下,有关政策规定很多难于贯彻执行,以至实际工作中出现混乱状况。不少地方不顾实际情况和条件,机械地仿效北京市的做法,对行业繁杂、数量众多、情况各异的私营工商业不加区别地宣布实行公私合营,发生了不少影响经济正常运行的问题。

  建国之初,毛泽东在讲到将来在全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只是从总的方向上指出“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①(①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1950年6月23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80页。),而没有指明怎样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从一九五二年开始,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过程中,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上日程,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都在思考,采取什么形式和方法将资本主义工商业转变为社会主义企业。

从1月11日至14日,在短短四天时间里,北京市基本完成17000多户合营企业的清产核资工作。从核定的结果看,许多资本家在清点估价中为表现积极,自报价多数偏低(以后在复查中作了适当调整)。有些资本家将企业外财产,如自己的房屋、现金、贵重药材、工业原料,甚至家藏的金银都拿出来投入企业作为增资,以示接受改造的真诚。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高潮的热烈气氛中,一些属于独立劳动者的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也积极要求参加公私合营。由于当时政策界限不很明确,工作过粗,对他们也当作资本主义工商户实行了公私合营。

从全国情况看,到1955年6月底,全国已经实行公私合营的工厂有1900多家,其产值相当于资本主义工业的58%。在商业方面,全国32个大中城市中,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在商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已达52%左右,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经销、代销的比重占22%左右,纯粹私营的商业只占25%左右。就是说,已有3/4的商业是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的。鉴于工业方面结合合并、淘汰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已获得经验,商业方面也开始出现全行业统一合营的新经验,中央对资改造主管部门建议在工业和商业两方面都采用基本上实行全行业合营的方针,以便为下一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建立基础。

许多地方在批准合营后,没有按步骤进行清产核资、生产安排,而是急于进行行业改组,把许多工厂、商店以至小手工作坊、个体的夫妻店统统合并起来,实行集中生产、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结果,原来私营工商业有利于拾遗补缺、灵活经营等优点被改掉了。合营后,行业改组缺乏客观依据,许多不该合并的行业合并了,不该分开的分开了,有些可以合并的又合并得过大。如雇四个工人以上企业归属工业,雇四个工人以下的归手工业,使某些长期形成的行业被人为地割裂开。服装、鞋帽业历来有前店后厂的传统,改组中将前面归商业,后面归手工业,这就打乱了企业原有的供销渠道、生产协作和赊销关系,造成供产销脱节现象,妨碍了正常的生产和经营。原来遍布城市居民区的商业、饮食、修理、服务业网点,因盲目合并而撤销过多,给人民生活带来不便。许多企业在合营后,失去了原来的产品特色和经营特色,产品品种减少,质量有所下降。例如北京有名的老字号“东来顺”涮羊肉、“全聚德”烤鸭,由于合营后轻易地改变原料供货渠道和制作方法,品牌效益比过去降低了。一些地方在合营后,对原私营企业资方人员的安排和使用欠妥当,或者名义上安置了,实际工作中却没有处理好公私共事关系。

  这有一个探索的过程。

1月15日,北京市各界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接受了农业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以及公私合营企业的代表呈送的热情洋溢的喜报。北京市市长彭真在会上宣布: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党中央一向把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改造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部署。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的结论中,专门论述了农业合作化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关系,指出:只有在农业彻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才能够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才能够彻底地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他说:“我们依靠同农民的联盟,取得粮食和工业原料去制资产阶级。资本家没有原料,国家有原料。他们要原料,就得把工业品拿出来卖给国家,就得搞国家资本主义。”他明确提出,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中国的情况起了根本的变化,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跟着加快,争取早一些完成,以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

全行业公私合营中出现的上述问题,引起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1956年1月25日,陈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及时提出,现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工作仅仅是开始,先批准合营,等于把清产核资,安排生产,改组企业,安置人员,组织专业公司等工作放到后边去做。这是需要注意的。1月30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中强调说: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基本目的是为了改变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它的最终表现是生产的发展和提高。因此,在实行合营的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保证生产和营业的正常进行,绝不允许在生产和经营上发生混乱现象,造成国家和社会财富的损失。

  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话,根据对三年来实际生活的仔细观察,指出:资本主义工商业正通过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等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变成新式的资本主义。这是一种新认识的萌芽。

1月17日,中共中央向各地批转了北京市委《关于最近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情况的报告》。中央在批语中指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正在日益普遍地形成一个广大的群众运动”,北京市委及时地“改变了自己的工作规划和常规的做法,采取了对申请合营的迅即宣布批准,先接过来再进行清产核资等工作的积极方针和办法,这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中央的批语还指出,批准合营还只是整个合营工作中的一个步骤,此后的清产核资、人事安排和经济改组都是很繁重的工作。对于这些工作,既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加快速度,同时必须讲究质量,“各地的进行步骤和具体办法,应当由党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研究决定,不必也不宜强求一致”。

七届六中全会闭幕后不久,10月27日和29日,毛泽东先后邀请工商界政治代表人物、全国工商联执委会的委员,在中南海怀仁堂座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他在讲话中勉励大家认清社会发展趋势,主动掌握自己的命运,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有觉悟地逐渐转变到新制度去。针对工商界人士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忡忡的不安情绪,毛泽东深入浅出地阐明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重申国家对接受改造的工商界人士将给予政治上和工作上的安排,继续实行逐步赎买政策,这样大家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他勉励说,将来资本家的阶级成分要变成工人,这是一个光明的政治地位,光明的前途。毛泽东的讲话,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工商界人士不安的情绪,促使他们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针对全行业公私合营浪潮中出现的问题,中央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及时采取措施,进行调整。1月下旬,中共中央相继发出《关于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时候对于财产清理估价中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原则的指示》、《关于对目前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应注意问题的指示》、《关于对公私合营企业私股推行定息办法的指示》等。2月8日,国务院公布《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等几个规范性文件。同时,《人民日报》接连发表《不要轻易改变原有的生产和经营制度》、《慎重地改造城市小商店》、《慎重地从经济上逐步改组公私合营企业》等社论。3月30日,陈云在全国工商业者家属和女工商业者代表会议上,针对公私合营中盲目合并、改组过多等问题,提出了“大部不变,小部调整”的方针。中央关于公私合营后一些问题的方针调整和解决办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同年十月二十日,刘少奇在给斯大林的信里说:“在十年以后,中国工业将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国有的,私人工业不到百分之十,而这些私人工业又大体都要依赖国家供给原料、收购和推销它们的成品及银行贷款等,并纳入国家计划之内,而不能独立经营。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将这一部分私人工业不费力地收归国家经营。”“在征收资本家的工厂归国家所有时,我们设想在多数的情形下可能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即劝告资本家把工厂献给国家,国家保留资本家消费的财产,分配能工作的资本家以工作,保障他们的生活,有特殊情形者,国家还可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68)

中央批转的北京市委经验,立即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得到推广。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最集中的上海,学习首都的榜样,也在四天内批准实现了全市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和手工业的合作化。1月21日,上海市举行各界人民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宣告“上海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其他城市也相继跟进。据1月27日的统计,全国已经有118个大中城市和193个县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

为了动员工商业者积极地参加到改造的高潮中来,1955年11月1日至21日,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致开幕词,号召一切爱国的工商业者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发展的前途统一起来,为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接受改造,在伟大祖国的建设事业中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会议听取了陈云、陈毅两位副总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传达了毛泽东在工商界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围绕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进行了深入讨论。通过学习和讨论,许多工商业者现身说法,以在旧社会的经历说明资本主义道路是“大鱼吃小鱼”,是“死路一条”,只有下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获得光明的前途。会议通过的《告全国工商界书》指出:“我们工商业者当前的首要的任务是应该坚守爱国守法的立场,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个会议,是推动全行业公私合营,推动工商界人士接受党的和平改造方针的一次重要会议。

第一,“大部不变,小部调整”的方针。要点是只能在企业原有的基础上稍微加以改造和合并,并不是每一个工厂都需要改造,也不是所有商店统统需要调整。如果轻率地并厂并店,就会给经济生活带来很多不便。因此,在批准合营后,应对各行各业妥善地进行生产和人事安排及清产核资工作。一般在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应仍然按照原有的生产经营制度或习惯进行生产经营,保持原有的供销协作关系,以利于生产的继续发展,避免把原来生产经营制度中好的东西改掉了。对于企业原有制度中确实需要改变的不合理部分,不能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解决,而应经过一定时间的考察研究,进行通盘规划,作好充分准备,在中央和地方统一领导和安排下,有步骤地逐行逐业地进行经济改组、企业改造和商业网点的调整,逐步地加以解决。

  刘少奇在这里提出的“献厂”方式,只是一种设想,而且是将来的事,不是现在就要做的事。

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中,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和大多数人在接受改造方面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中国的民族资本家总体上是爱国的,是希望祖国繁荣富强的。他们从新旧中国的对比和亲身经历中深深感到,自己的命运、企业的命运,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由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发展,建立起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同时党和国家采取了渐进的有偿的和平赎买政策,使资本家中的多数人认识到,只有把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结合起来,才可以实现个人的光明前途。这就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在这种历史大趋势下,能够比较顺利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经过毛泽东出面做思想工作,以及全国工商联的全面动员,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将继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转变、逐步赎买的方针政策,并对接受改造的工商界人士给予政治上、工作上的妥善安排,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民族资本家对前途、命运的担忧和疑虑,促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对社会主义改造工作采取较积极配合的态度。由此形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面改造的形势。

第二,私营商业中不雇店员的小商店数量很多,就其经济性质来说属于个体经济范畴,必须采取与对资本主义商店相区别的办法,慎重对待。小商店在宣布公私合营后,不宜实行定股定息的固定工资制,而应该继续实行经销、代销的办法,以保持他们分布面广、经营商品零星多样、作息时间灵活、对消费者十分便利等特点。小商店在新形势下实行经销代销,应该看作是公私合营的一种形式。

  差不多就在同一个时候,十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在全国工商联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常委会后,同一些资本家代表座谈时说:“将来用什么方法进入社会主义,现在还不能说得很完整,但总的来说,就是和平转变的道路。中国经过了反帝、反封建的流血革命后,不会再流第二次血。和平转变,是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要转变得很自然,‘水到渠成’。如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现在谈‘献厂’,没有必要。”“中国工业化,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欲速则不达,必须稳步前进。现在谈‘献厂’,不仅做不到,而且会发生大的偏差。将来要和平、愉快、健康地进入社会主义,使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我们要做很好的安排。”②(②《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125、126页。)

到1956年底,全国原有的私营工业88万余户,有99%的企业实现了所有制的改造。在总户数中,除少数企业转入地方国营工业或划归手工业、商业以外,其余按行业合并组成33万多个公私合营工业企业。在商业方面,全国原有的240万余户私营商业,有822%的户数实现了改造。其中除少数转入国营商业或供销社以外,其余分别组成公私合营商业、合作商店或合作小组。私营饮食业、服务业也大多实现了改造。私营轮船业和汽车运输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55年11月16日至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会议,对进一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作全面规划和部署。

第三,小摊贩、挑贩等,是商业中的独立劳动者,对他们的改造,应该采取比较简便的方式,使他们在自愿的原则下,分期分批地组成分散经营、各负盈亏的合作小组,并在国营或合作社商业批发店的领导下,同社会主义经济密切联系起来,逐步成为社会主义商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至于习惯于走街串巷、流动性很大的部分小商贩,应该长期保留他们单独经营的方式,以保持他们的经营积极性和方便消费者的优点。

  周恩来没有否定“献厂”这一方式,也没有肯定这一方式,只是强调,现在谈这个问题,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有害。这显然是针对资本家产生的顾虑而讲的。他强调和平转变。其中提到“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这是很重要的思想。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

陈云在会上作《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的报告。他指出:现在我们已经用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把资本主义工业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并在主要行业把私商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合作化的轨道。新的情况,要求现存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向着社会主义更进一步的转变。为此,陈云提出进一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六条意见:对各行各业的生产进行全国范围的统筹安排;在各个行业内部实行或大或小的改组;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以提高生产力并便于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推广定息的办法,把原来的“四马分肥”改变为按照固定资产价值付给资本家定额利息;组织各行各业的专业公司;全面规划,加强领导。

第四,要合理使用资方人员。在中国的各阶级中,民族资产阶级是文化程度高、知识分子多的一个阶级。资本家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有相当一部分是好的,是一笔财富。吸收资本家参加工作对生产发展有好处,也利于他们在工作中逐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探索在不停地进行着。到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在武汉同中南局的几位负责人谈话时,提出:“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①(①《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4页。)这比刘少奇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日信上所说“有特殊情形者,国家还可以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显然又前进了一大步。

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决议》确定,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充分有利的条件和完全的必要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从加工订货、经销代销和个别地实行公私合营的阶段,推进到在一切重要的行业中分别在各地区实行全部或大部公私合营的阶段。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决议》系统地阐明中国共产党对于资产阶级的政策: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的代表人物给以适当的政治安排。1956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决议》作了个别修改,追认为正式决议。

党中央、国务院的上述方针、政策和措施,从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应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形式以适应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出发,较好地处理了所有制变革同行业改组、企业改造相结合的问题,在私营工商业改造后期起了重要指导作用。根据中央的指示,各地集中一段时间认真进行清产核资、发放定息、安排资方人员以及生产安排等项工作,并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逐步进行生产改组和企业改造,基本上克服了改造高潮中的混乱现象。

  正在这时,一九五三年春,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调查组,在部长李维汉带领下,先后到民族工商业比较集中的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进行调查。这次调查,按照李维汉原先的布置,是为了解决“五反”运动之后对资产阶级的工作如何做的问题。但下去以后,关于公私合营以及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经济工作的情况,越来越多地反映出来。调查组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结合学习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对现实中的问题进行思考,李维汉便把目光集中到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来,成为这次调查的主题。五月,调查组写出《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五月二十七日,报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结束后,《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论述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必要性,强调工业方面个别合营的方式,显然已不能适应今天全面改造的要求;商业方面只采用经销代销办法,也已经不能适应目前客观形势的需要。只有在统筹安排的基础上,结合全行业的生产改组和经济改组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才能把工业方面全行业的生产和经营完全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而在商业方面,通过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过渡到国营商业,是对资本家零售店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最好的一种过渡形式。

经过生产改组和企业的初步改造,大多数公私合营企业合理调整了劳动力,集中了技术力量,平衡了机器设备,提高了设备利用率,解决了部分行业过去在生产经营上的困难,使企业得以充分发挥生产潜力。企业中包括资方人员在内的广大职工,主人翁思想得到提高,劳动热情高涨。他们积极改进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据统计,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1956年全国公私合营工业总产值达1911亿元,较1955年这些企业的总产值增加了32%,1957年又比1956年增加8%。1956年全国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的零售总额较1955年这些企业的零售总额增加了15%以上。另外,1956年全国公私合营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比1955年提高了20%—30%。

  李维汉在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报告里,概括了这份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报告还是从《共同纲领》讲起。他说:

根据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的全面规划和部署,按照中央决议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形势急速发展,很快在全国城市掀起公私合营的高潮。

总的来说,经过全行业公私合营这一决定性的步骤,国家更充分地利用公私合营这部分企业发展生产,活跃经济,积累资金,培训工人和管理干部,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国家资本主义成分是共同纲领五种经济成分之一,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

  是我们向资本主义提出的一种过渡形式,经过三年来的

  努力和斗争,已有相当发展。公私合营是高级的国家资

  本主义,发展较少,但其中一九五二年的工业生产总值

  已较一九四九年增加五点八倍”。“至加工订货、收购、

  包销、统购、统销等形式则有很大发展,……据国家计

  划委员会私企处估计全国比重为百分之三五至四十。由

  低级到高级的各种国家资本主义成分已包括了资本主义

  工业的主要行业和主要工厂,还在继续发展中。经验似

  已证明,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其中一部分将由低

  级向高级发展),是我们利用和限制工业资本主义的主

  要形式,是我们将资本主义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

  的主要形式,是我们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它逐步过渡到

  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利用资本主义工业来训练

  干部、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也是我们同资

  产阶级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环节。抓住了这个主要

  形式和主要环节,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有利于领导和改造

  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其他部分。”①(①《建国

  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

  版,第215、216、212页。)

  如此明确地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要形式提出来,还是第一次,是需要一定的政治和理论勇气的。李维汉在报告开头特地交代了一句:“因为对业务无知,我们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恐不免有错误;但因为觉得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故着重地提了出来。”②(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215、216、212页。)

  调查报告送上去以后,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亲自打电话给李维汉,说要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

  调查报告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李维汉十分高兴,调查组的同志们也都很兴奋。③(③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742页。访问郑新如的谈话记录,1998年4月6日。访问黄铸的谈话记录,1998年4月8日。郑新如、黄铸均为调查组成员。)

  这个调查报告之所以受到高度重视,因为它非常适时地对毛泽东正在寻求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提供了恰当的答案,同毛泽东的思路不谋而合。这个思路就是采取渐进的方式,通过许多中间环节,一步一步地把资本主义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

  六月十五日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十大城市的市委书记),讨论调查报告,并听取李维汉的报告。正是在六月十五日这次会上,毛泽东完整而系统地阐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李维汉向政治局会议的报告,是在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另行起草的,题目是《关于利用、限制和改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毛泽东审阅时作了不少修改,一个重要修改,是把题目中的“改组”,改为“改造”。当时,毛泽东把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同对资本主义商业的改组是区别开来的:对工业,采用加工订货、公私合营两种方式加以改造;对商业,则是“逐年把它挤掉,使商业资本家转为工业家”。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6月15日。见《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所以重点是改造。在胡乔木的参加下,根据会议讨论中提出的意见,文件三易其稿。毛泽东准备把它作为党的决议提交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后来,觉得还不太成熟,为了慎重,改为李维汉向全国财经会议的报告。

  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文件。它把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的基本理论和政策清晰地勾画出来,把对资本主义工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同对资产阶级的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创造。

  这个文件提出,对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而对资本主义商业则采取利用、限制和排挤的方针。后来毛泽东改变了对私营商业采取挤掉的方针。他在九月七日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时说:“私营商业亦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这方面经验较少,尚须研究。”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2页。)至此,利用、限制和改造作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总方针,最后完善起来。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李维汉报告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小的波澜。高岗是不赞成国家资本主义方针的,但是会上不说,散会后对李维汉说:“你读过斯大林的《两条路线》吗?你知道布哈林和平长人社会主义吗?”斯大林的《两条路线》一书(中文本)收入了斯大林批判布哈林关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文章。当时高岗身居高位,正在阴谋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但还没有暴露。从他的口中说出这样的话,扯到被斯大林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人们会感到该有多重的分量。李维汉有些紧张,对有关同志说:“不要太高兴,不是都同意的。”李维汉亲自到高岗家里,想问个究竟。高岗却推说这不是他的意见,是张闻天的意见。李维汉又找到张闻天。张闻天只是向他介绍了布哈林的观点,而在政治局讨论时是积极支持国家资本主义方针的。②(②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744页裔问郑新如谈话记录,1998年4月6日。访问黄铸谈话记录,1998年4月8日。)

  经过两次会议的讨论,作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从指导思想上确定下来了。从一九四九年三月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利用、限制资本主义的方针,到一九五三年六月政治局会议确定为利用、限制和改造。这是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在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飞跃。,这里的关键是对国家资本主义产生了新的认识。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国家资本主义是“国家与私人资本主义合作的经济”,包括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但在实际上,租借等形式基本上没有发展,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许多新形式却大量涌现。这些都不是人们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在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从建国之初到一九五二年,在实行财经统一,打击投机,平抑物价,调整工商业,以及实行对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的过程中,为了解决私营工商业的困难,缓和公私、劳资的紧张关系,减少工人失业,保持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与社会稳定,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一系列新形式应运而生。这不仅符合国家的利益、为国家所需要,也符合私营工商业的利益、为它们所需要。多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密不可分的,是顺应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基本要求的。

  当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出现的时候,对它们的意义,人们,包括毛泽东在内,并不是立刻就完全认识的。在经过系统的调查研究和总结之后,终于发现:这些都属于国家资本主义,同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相比较,是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一系列的形式,都在不同程度上生长着社会主义成分,是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要形式。

  毛泽东抓住国家资本主义这个环节,对它进行深入研究,并从理论上加以概括,指出:“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①(①毛泽东《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1953年7月。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82页。)

  为了加强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统一领导,毛泽东提出,这个工作由中央统战部负责。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此作出了决定。但是,统战部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工作部门,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却是经济部门的事情,由统战部来管,工作起来关系不顺。怎么办?胡乔木向毛泽东建议,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兼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毛泽东很赞成,说胡乔木提了个合理化建议。②(②访问黄铸谈话记录,1998年4月8日。)随后于九月二十五日,在财经委员会下设立第六办公厅,具体负责有关工作,许涤新任主任。一九五四年十一月改为国务院第八办公室,李维汉任主任。

  经过一九五三年夏季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和多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确定了,党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方向也已明确。当务之急,是要在党内外,首先在领导机关和各界上层代表人物中间进行传达和讨论,在思想上取得一致。为此,从九月八日至十八日,连续举行全国政协第四十九次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至二十八次会议。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还邀请部分工商界代表人物参加。周恩来在这两个会议上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针对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改造的顾虑,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步骤,以及资本主义工商界的前途问题。

  九月七日,也就是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的前一天,毛泽东在颐年堂约请了十位党外人士谈话,他们是陈叔通、黄炎培、李济深、章伯钧、程潜、傅作义、章乃器、李烛尘、盛丕华、张治中。周恩来、陈云、陈毅、李维汉等参加。

  毛泽东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他说:“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①(①《共同纲领》第31条规定:“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的方针,现在应明确起来和逐步地具体化。所谓‘明确起来’,是说在中央及地方的领导人物的头脑中,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这一点无论在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方面,都还没做到,此次会议的目的,应当做到这一点。”

  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和步骤,毛泽东说:“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不是一切)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因此不应该发生震动和不安。”“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

  这就是说,分两步走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一步,用三五年的时间,将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第二步,再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有化。而且要“稳步前进,不能太急”。

  毛泽东还说:“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

  关于利润分配问题,这是工商界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事先毛泽东曾向在工会工作的和在大城市工作的同志作过调查,了解了一些情况。他说:“有些资本家对国家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他们仍没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有些工人前进得太快了,他们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我们应向这两方面的人们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地(争取尽可能快些)适合国家的方针政策,即使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部分地是为资本家谋利的——这样就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了。”

  他在讲话要点里,关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分配,列了一个表:

  所得税34.5%

  福利费15%

  公积金30%

  资方红利20.5%

  总计100.O%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1、292页。)

  这就是所谓“四马分肥”的分配比例。

  按这个比例,资本家所得占百分之二十左右。第二天,周恩来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的报告中,作了一个补充。他说:“关于资本家的所得,还可以再多一些,如能达到百分之二十五上下就更合适一些。”②(②《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115页。)后来大致是按照这个比例进行分配的。

  毛泽东在同党外人士的谈话中,专门讲了一下“一视同仁、有所不同”的方针。不过他这里所说的私营工商业,是指已经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的私营工商业。他说:“一个是领导者,一个是被领导者,一个是不谋私利者,一个是还要谋一部分私利者,等等,这些是不相同的。但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就利润分配上说,约占四分之三左右),因此可以和应当说服工人,和国营企业一样,实行增产节约、劳动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提高数量质量,这样对公私、劳资都有利。”又说:“现在多数公私合营厂的缺点(主要是资方无权和不发红利)必须改正,否则将阻塞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要学民生公司的榜样。”民生公司是一家最早实行公私合营的航运大型企业。

  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培养先进的资本家。他说:“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进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2、293页。)

  毛泽东的谈话,提纲挈领地把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大政方针说得十分透彻。九月八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上传达和解释了这个谈话的内容。九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转发了谈话要点,其中特别指出:“主席谈话要点所指示的培养先进资本家,望有系统地进行,做到大、中、小各行各业都培养出一批这样的资本家。”

  这样,毛泽东的谈话精神迅速地传达到全党高层领导干部。

  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涉及工商界的切身利益。毛泽东很想听听工商界人士的反映,同时也做做他们的工作。九月十五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散会后,毛泽东就在怀仁堂又约请盛丕华、荣毅仁、包达三、郭棣活、胡厥文谈话。这五位都是工商界著名的代表人物,在工商界有着重要影响。这次谈话,对毛泽东来说,既是调查,又是宣传。毛泽东带头做先进资本家的工作。谈话的气氛很融洽,从下午七时四十五分谈到十时零五分,其间并共进晚餐,算得上是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

  下面是当时任政务院副秘书长的齐燕铭,根据记忆在当天追记下来的谈话记录。抄录如下:

  “毛泽东:三年来,政府在对于私营工商企业方面

  做了许多工作,但也有缺点。主要是财经部门与私营工

  商业发生关系的很多,但财经委员会无负责人专管此

  事。现拟由中央统战部李维汉任财委副主任,组织办公

  厅管私营工商业的事。李维汉和民主党派、工商界都舍

  得来,可以办好。

  (中间吃饭,以下是吃饭时所谈的。)

  郭棣活:三年来工农的贡献很大,工商界没做多少

  事。

  毛泽东:不能这样说。三年的恢复和发展如果没有

  工商界是不行的。

  (包达三讲了一大段关于浙江人民生活情况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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